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再认识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撰写于他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和下篇期间,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具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都高度重视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而对《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忽视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写作上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遮蔽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独到之处和重要价值。《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和开端,可谓《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这两篇文章珠联璧合,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中国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经典文献,而《再论问题与主义》则是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方向的第一篇经典文献。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推进脉络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重新梳理与思考这场文化论争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推进脉络:五四运动后,西学涌入中国学界,造成各种主义“群魔乱舞”的局面,军阀代表王揖唐乘机用“主义论”鱼目混珠,成为此次文化论争的引子;而胡适为捍卫真理,以“问题论”反驳,正式掀起论争序幕。由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偏差,引起了李大钊的反驳与争论,并发文为马克思主义正名,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影响了其中国化的进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90年前五四运动后不久由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影响深远,但由于对发起的复杂背景缺乏疏理也产生了文本误读,或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而有所误解。本文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查了论争发起原因、论辩内容及后人评价。认为论争是从学术角度谈论政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实践,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义至今仍在。

变质核杂岩研究进展

变质核杂岩是大陆流变伸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近2 0年的国际大陆动力学研究中,变质核杂岩与伸展构造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课题。在大量文献资料调研和作者科研实践的基础上,对变质核杂岩与伸展构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变质核杂岩的几何学、运动学、年代学特征、拆离断层特征、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与成矿关系等,对变质核杂岩基本特征及判别标志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对变质核杂岩的热点争论问题,如变质核杂岩是否一定存在巨厚地壳柱被切失的问题、变质核杂岩形成过程中岩浆作用与伸展作用的主从关系问题、低角度拆离断层的成因等进行了讨论。

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对抗与和谐——谈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对修正辩论主义的形骸化、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进而实现公平地解决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官的释明包括消极的释明和积极的释明,释明内容主要为请求内容的释明、请求原因的释明、证明促使以及法律观点的指明等。目前,在如何行使释明权以及行使程度和范围等方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些问题主要靠判例来解决。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尚未引入释明权制度,因此,对该制度的探讨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问题意识

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任何别的理论的重要特质。其问题意识的实践批判性与时代性是远非任何逻辑批判性与道德批判性学说可以比拟的。它推引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对社会现实与核心问题的提问及其方式、自觉认识及其程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与深度。

现代诉讼构造下的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研究

在传统的辩论主义下,诉讼过程有如竞技场,无法要求对立的当事人互负保护关照义务。但是,基于现代诉讼理念的协同主义要求对方当事人负担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原则上毫无限制地肯定对方当事人在任何状况下均有解明案件事实的必要。因此,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的产生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当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违反案件事实解明义务时,法院可以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适用拟制自认、不利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和转换证明责任等法律效果。

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初探

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或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它具有修正传统辩论主义、削弱证明责任在裁判案件中的作用和实现当事人程序上平等之功能。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应采例外化的观点,界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若违反该义务,拟制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或依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真实。我国应研究立法上引入事案解明义务。

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再讨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从"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讨论入手,考察胡适当时的思想和矛头所指、李大钊的认识和表态、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和提倡"问题研究"、及邓中夏的活动等,认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在反对传统思想迷信方面以及主要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和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客观上产生了主要是积极的影响。

虚假诉讼事实的发现难题及其应对

虚假诉讼事实的发现,是规制虚假诉讼的前提。凡虚假诉讼,无一例外会存在虚假证据、虚假事实。由于虚假诉讼的"非对抗性"和"隐蔽性",且多数情形下当事人并不出庭,按通常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证明规则难以发现虚假诉讼的事实。因此,在虚假诉讼中,为了利于发现虚假诉讼事实,需要适用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证明机理:在事实主张方面,限制虚假自认的效力;在证据资料提出方面,强化法院职权调查职能;在证据调查方法方面,重视对作为证据方法的当事人的询问。

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之定性难题及前提性批判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逻辑使得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情况下的定性问题成为我国"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难点:无论统一定罪说、分别定罪说还是区别对待说,均无法妥善地实现共犯制度适用的逻辑自洽性、周延性以及与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协调性。我国共犯处罚原则设定要求的"确定刑罚以确定共同所犯的罪名为前提"的制度逻辑是形成上述困境的真正原因,改变我国共犯制度逻辑之"主体间性"为应然的"单方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在审理对象的形成和证据的提出层面实行辩论主义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法院的作用。如果过分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既不利于法院在诉讼中发现真实,也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可能造成诉讼能力薄弱者无法实现实体公正。从有利于发现真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体公正的角度考虑,有必要适当拓宽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英语辩论课PBL教学模式研究——问题—思辨—探究路径

英语辩论课因其在思辨能力、沟通技巧、国际视野等方面的突出优势,能更好地助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如何构建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课程教学模式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基于问题的学习"路径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及自我学习能力,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的教育理念,本文以"基于问题的学习"路径为切入点,阐释问题—思辨—探究的课程设计。

两种缺席判决模式的价值取向——兼谈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完善

缺席判决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古罗马到近代,它不断发展、完善。缺席判决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实现着在特定情况下,解决纠纷、简化诉讼程序、经济诉讼的目的。缺席判决制度从其确立,历经缺席判决主义——一方辩论主义的变迁,其价值取向也从惩罚主义走向追求制度的正当性。而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法律规定粗疏,存在忽视程序独立价值的缺陷,需要得到修正。

略论虚假自认的效力

从自认的效力基础来分析虚假自认效力,界定辩论主义地位,基于追求真实对辩论主义进行修正,在一定限度范围内确定真实义务,才能正确认定虚假自认的效力。

论缺席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缺席审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该制度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民事审判权的正确行使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理论认识和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端正理论认识的基础上,针对缺席审理和缺席判决的不同情境,以修改民诉法为契机,分别设置相应的程序,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如:完善民事诉讼体系,采取不同的裁制对策,明确适用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完善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规范。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转移

古罗马法以来,证明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客观证明责任强调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此需率先举证,从而为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确立了逻辑起点。此后,当事人各方的证据数量交替上升、证明力此消彼长,法官心证亦随之在"为真"、"为假"、"真伪不明"间波动,案件事实基于证明责任的反复转移得以逐步明晰,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得以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