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进高考”的理据、价值与原则——以高考语文为例

推动革命传统教育加快进入新课程、新教材,需要与各个学科评价的内在需求相结合,在高考内容改革中有所反映。以高考语文科为例展开讨论,在明晰革命传统“进高考”的政策和学理依据基础上,提出高考语文融入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具有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效载体、重构革命文化融入课程体系的行动路径、实现革命文化思想内涵与情感价值的具象建构等独特的价值意蕴,进而提出以侧重缘文悟道、注重思维考查、引导知行统一为“进高考”的三大基本原则。

“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的“转变”问题

历来对于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莫衷一是。对此两种观点的表述加以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各有其理由,而又各有其偏颇。以外在表现观之,似是跳跃,而从内在逻辑观之,则有其一贯性。故从总体上看,是发展而非转变,但发展中有扬弃,有厘清以至“飞跃”,故仍有“转变”,但并非“方向转换”。从鲁迅个人来看,还是一种出于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再加上时代条件的变迁所给予的机遇,使他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换或本质性的改变,更没有政治态度与立场的改变,考虑到“转变”一词在当时具有一种特殊含义,故用“发展”说更为合理和合适。

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的缘起、路径和价值

民间文艺自古以来发挥着劝善规过、化育民风的教育功能,但是在正统教育中很难有立足空间。“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儿童教育问题,大力倡导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儿童本位教育”,探索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呈现教育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通过国文教材、音乐教学、课外读物、课外活动等路径,使民间文艺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有利于发展语文能力,更在于借助这种儿童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革命真理、熔铸民族认同、塑造党的形象、激发斗争意志、普及生产知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中国革命儿童文学的生成、演进与反思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革命儿童文学便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发挥着对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等宏大话语的言说功能。在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视域内,对革命历史的追忆与重述使得革命儿童文学被拉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在新的文化场域内,儿童的个体成长与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勾连,向儿童宣叙“革命家史”,突显出成人对儿童的现实教育意涵。借此过程,成人通过对历史的陈述完成了由“事实的历史”向“叙事的历史”的转换,并创建起新型的文类秩序。而被成人编排进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儿童则顺利跻身于革命大家庭,其依凭特有的心理、视角、行为在完成对革命历史的述说之余,也以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身份实现了对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而在后革命时代,从思想变革的角度重审革命儿童文学,探寻与重塑战争语境下儿童的主体价值,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的艺术出发点。

重访非洲文学语言之争——一个社会历史的视角

语言问题是非洲现代英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表面上,非洲文学的语言论争是关于使用英语等欧洲语言还是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论战,但它包含语言媒介与非洲审美经验表达、英语与民族团结、文化认同、非洲文学向谁言说等多重维度。它的实质是语言政治和文学功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位于论争两端的阿契贝和恩古吉的分歧,不单纯是语言选择的问题。它反映了两人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折射出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文化精英对独立后社会未来和共同体的不同想象。

《少年漂泊者》与革命文学的蒋光慈模式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奠基人。虽然《少年漂泊者》是蒋光慈的小说开篇、革命文学的初期样本,但是却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双重的历史意义。在政治意义上,它是当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热心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的“指路明灯”,是革命家认识社会、理解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文学意义上,它不仅开创与引领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潮流,而且以鲜明的阶级立场与叙事伦理、明确的内容取舍与价值倾向,以及具有示范意义的叙事形式,确立了革命文学的写作范式——蒋光慈模式。《少年漂泊者》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文学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皖西故乡书写

蒋光慈是从皖西大别山走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皖西这片革命的热土深深地滋养着他影响着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蒋光慈常常把写作背景置于皖西乡村,以革命的笔触审视家乡,以作家的眼光回忆故乡,融皖西田园空间图景于革命叙事之中。在《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乡情》等革命小说和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皖西山川风物、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凸显。这些畅销的诗文既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也扩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并从一个角度见证了皖西革命历史。

丁景唐藏书特色、旨趣及其归宿

丁景唐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文史专家、编辑出版家,也是有名的藏书家,收藏了大量现代文学方面的书刊。丁景唐的藏书旨趣包括:藏书致用,先“公藏”后“私藏”,化私为公。他以藏书为基础进行研究,出版了重要专著。丁景唐注重版本收藏,在藏书上题签、批注、钤印,随时记录读书心得,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引了方向。

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革命文学(1918—1949)述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与现代文学的发展同向同行,其中革命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在反复论证与不断调整中获得成长。1918至1926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1927至1936年间的左翼文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1937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为研究内容,以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家的文艺思想主张为切入点,揭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界首次学术争论的回顾与审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术界围绕武术的历史、性质、技术改革等议题,开展了一场学术争论。争论以辩争“太极拳的源流”开始,随即转入“武术技术问题”的大讨论,最后以《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文章的发表而宣告结束。经过辩争,学界在武术性质、技术创新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武术大众化”的改革路向,为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而言,争论在“大鸣大放”政策下呈现出较强的学术特征,基本厘清了武术“从旧到新”转变过程中的问题与困境,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坚定了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根本任务发展武术运动的信念,但时代的特殊性也使争论“议而不决”,遗留了一些学术史理论问题。这场武术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群体利益之争,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运动发展方向之争,在武术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掀起革命的巨潮——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鲁迅革命文艺运动对话观考论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鲁迅针对创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对话场域与对话架构提出与“革命文学派”不同的思路,分属于国际共产主义文艺运动中两种相互纠葛的对话传统。鲁迅充分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勃兴的必然性,并深刻总结及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俄初期文艺运动等关于对话架构创建和对话实践探索的有益经验,以及遭遇到的普遍性理论与实践难题,在认可以思想斗争为核心的对话行为的前提下,探究如何为新兴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创建良好对话场域、理想对话架构及对话伦理规则等。鲁迅的思想成果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文艺家依据20世纪20年代新俄初期文艺运动的经验,更为全面客观地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未来发展路径,并成为推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立的关键性因素。

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向

在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时,日本是重要的理论中转站,此时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集中于“精神上的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两方面意涵。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及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也逐步摒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日本因素,实现了与俄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也随之转变为强调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立场。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立场的绾合,对中国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清上述理论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政治新名词”与清末的“革命文学”

文学的变革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面,尤其是表示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与“外来语”。清末“诗界革命”所倡导的新题诗,长期以来因其不能突破“旧风格”的藩篱而为史家所诟病,而清末大量的政论文更是不被当作文学来看待。但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正是清末这些“满纸新名词”的诗文,为日渐僵化的旧文学焕发新机,提供了新的思想与语言形式。

革命主体的演进:从个体到阶级、群体与大众——中国左翼文学演化的一种精神轨迹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依凭阶级意识的分野,不但抛开了传统观念中家族意识的牵绊,还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建构的“国民”神话,他们直接以“阶级”的概念将大众命运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阶级”属于“群”和“集团”的概念,面对阶级兄弟的苦难遭际,“个”必须与“群”相结合并共同战斗才能获得政治权利和真正的“个性解放”。左翼立场使得左翼文学作品凸显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很少见的主题模式,即对劳苦大众的“启蒙”最终演变成了“推崇”,进而使得“大众”的主体形象得以建构。抓住阶级意识、群体意识和大众意识这三个维度,也就把握住了左翼文学思潮的主导趋向、价值取向、政治立场和文化选择。

“阿Q之死”背后的“时代”问题——对《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一种解读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频繁出现的“时代”“现代”等词汇颇具深意。青年革命者继承了五四一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时代”成为价值及意识形态本身,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具有现代性的要素。革命文学与启蒙文学用“新”来否定“旧”,否定行为的重复发生却又在线性时间中构成轮回,体现出两类文学之间奇特的“断裂的延续”。这种“断裂的延续”还体现为启蒙方式的转换与启蒙程度的深化。“阿Q之死”既是革命时代到来的隐喻,也是农民在文化斗争中摆脱被动地位的隐喻。

论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的空间叙事

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空间叙事为媒介,将个人成长、乡土秩序重建、社会转型串联起来,使三者与革命历程发生主体性对话,展现山西乡土世界寻求新生的动力与革命理想的吻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园重建渴望,并非单纯的政策图解。

梁斌的革命文学创作与左翼文学传统

梁斌的革命文学创作聚焦底层、书写反抗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特征呈现出鲜明的左翼文学传统。其早年的“左联”经验直接影响了梁斌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创作,解放战争时期梁斌“南下”体现左翼文学立场下创作主体的主观选择,与其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聚焦“土地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运动”的“阶级性”一脉相承。为实现文学“大众化”的目标,梁斌在创作中积极融入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资源,使其革命历史小说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