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问题研究

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是集资参与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妥善规范追缴与处置非法集资涉案财产,不仅涉及法益修复,而且有助社会矛盾化解。但司法办案实践中该类案件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检察机关应积极转变理念,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立足经济视角,探索建立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共同落实推进的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以及保值增值机制,为最大程度的为投资人挽回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当前,第三方机构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已是大势所趋。第三方机构处置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与实践样态的双重驱动;二是第三方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处置能力强弱的二元格局。通过对处置实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公安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存在启动程序随意、估价方式简单以及处置币流向的违法违规等问题。规范第三方机构处置虚拟货币的行为,应当符合我国刑事制度的基本逻辑和虚拟货币的特点。因此,公安司法机关需要从虚拟货币的处置流程入手,严格限制启动的程序,合理优化价格的评估,有效规范处置币的交易。

涉案财物处置的概念厘清

涉案财物处置是关系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处置基础概念的认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实体法意义上的涉案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是基于“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不具备惩罚性功能和赔偿性功能;没收违禁品属于保安处分措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国家对个人滥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应当在正确把握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等概念的基础上,规范适用涉案财物处置措施。

公安机关先行处置刑事涉案数字资产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

近年来,我国涉及数字资产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态势,给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数字资产价值波动性大,公安机关在法院判决前先行予以处置,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符合我国立法规定和国际司法惯例。目前,公安机关面临数字资产扣押难、保管难、保值难的技术障碍,启动权与执行权合并模式异化出处置机关权力行使过慎和过滥的错误倾向,受托第三方公司的处置也存在违规隐患。因此,有必要构建“集中统一平台+第三方”的处置模式,由检察机关负责启动先行处置,公安机关负责后续的具体执行。在数字资产先行处置过程中,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知情权、异议权、救济权等权利,真正实现程序的规范公正和公开透明。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的比例适用及产权保护

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设置专章,规定了涉案财产全面调查、实体处置措施及程序规范,在贯彻“打财断血”刑事政策的同时,注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在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背景下,涉案财产处置和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司法仍存在不足。在比例原则视角下,在刑事处置方面,办案机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产的范围进行限定;对追缴、没收与责令赔偿、罚金、没收财产进行功能界分;对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收益、等值财产、第三人财产的实体处置措施限制适用,并依法退还与案件无关财物,即时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同时,在涉案财产强制措施必要性审查、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的刑事推定方面予以程序规范和制约。在产权保护方面,应当明确涉案财产及其处置的民法属性与法律后果,克服“先刑后民”的传统思维,促进刑民衔接;从利益衡平角度,合理区分涉案企业及员工的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并通过涉案企业合规治理,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论监察机关的涉案财物处理权

在涉案财物处理方面,《监察法》授予了监察机关两种处理权:程序性处理权与终结性处理权。在监察机关的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理权方面,应当增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并构建对涉案财物财产权限制程度不等的对物强制措施体系。在监察机关的涉案财物终结性处理权方面,应当根据涉案财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区分不同的涉案财物,采取不同的路径进行处理。另外,应当将部分案件的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合法财产与违法行为工具纳入监察机关的处理权范围之内。

非法集资类犯罪涉案财产处置中的疑难问题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翻新,由直接吸收存款发展至生产经营投资,由单一债权延伸至股权、债权相结合等手段[1],由线下路径扩大至线上平台,由个体化发展至组织化、智能化,手段愈发隐蔽,欺骗性更强,增加了案件侦查难度[2]。非法集资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且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3]。其中,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是集资参与人最关心的利益焦点所在,也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关键问题之一。合理的非法集资处置模式对于查处、认定涉案财产性质,清退集资款,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

合理、正当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有利于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源预防与合法财产、合法经营的有力保护。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有必要在涉案财产处置建议强制化、审理程序特别化、证明机制完备化方面完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一并提出涉案财产的处理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明确规定相对独立的调查程序、灵活设定调查期限、合理规范“继续追缴”的后续程序;在涉案财产来源的证明中应引入推定规则,并适当降低涉黑财产的证明标准。

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与价值取向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是一个规范行为,应当由法律作出明确且无误的规范。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双重影响,致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失于疏漏,也因此使得办案机关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各想奇招、各自为政,有的做法甚至违背了国家的法治精神。其实,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还是一个价值行为,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只有把这些内容一一揭露出来,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原则,才能为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我国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中涉案财物处置机制构建--从传统刑事诉讼财产权保障不足展开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侧重于对人身权的保障,却偏废对财产权保护的理论观照。我国新设的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程序对刑事诉讼的理念、原则与制度产生巨大冲击,具有“先天不足”的特性,而从刑事一体化的视野来看,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程序与被追诉人的涉案财物“唇齿相依”。为了确保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程序的实践生命力,推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有效开展,我国应当在职务犯罪类缺席审判中构建涉案财产处置的特殊机制,由法院探索性地运用司法审查原则,重新解读此类程序中被追诉人享有的“异议权”,并逐步推进“财政返还政策”向“资产分享机制”转变。

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的处置机制完善

我国关于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的法律规范不够完善,所规定的处置主体不够明确,处置范围不够清晰,处置程序存在缺陷。非法集资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面临非法集资参与人的身份难以认定,涉案财物难以追回等困境。重构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机制,需要遵循彻底性与相当性相结合、民事损害赔偿优先、平等保护和适时保护相结合等原则,采取以司法机关处理为主、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处理为辅的处置模式,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资产清算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的处置权限和程序,构建易贬值、难保管财物的应急处置程序,以及涉案财物的申报、清单流转、分配等配套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缺陷及其纠正——以保护民企产权为视角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密切相关,我国立法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十分不利。这些缺陷包括涉案财物的民法属性未予重视,非原物型违法所得的责任财产功能被否定,追缴、没收的民法属性和民事法律后果缺乏规定,责令退赔、返还财产边界不清,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缺乏依据以及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确定标准缺失。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对上述缺陷逐一予以纠正。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监督问题探讨

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法律监督的探索不断推进,体现在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立法、勇于实践、主动作为、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此项工作还存在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部分法律监督机关履责不够积极规范和有的被监督者配合不力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在坚持宪法定位,树立法律监督新理念的前提下,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实行全程监督,在审前程序中加强涉案财产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推进追诉定罪与涉案财产处置并重的办案方式,在审判程序中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产调查程序,尝试适度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在审后程序中实行审执分离,加强对涉案财产执行的法律监督,规范、合法和有效解决民法典实施后的刑民交叉问题。

涉案财物司法处置的优化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经济犯罪的涉案财物处置,出现将刑事没收违法所得转化为财产刑,将第三人的合法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法院判决文书遗漏、概括判决等现象,这些常见法律行为的程序合法性与实体合理性备受争议。本文拟在中国司法语境下阐述判决文书中罚金、没收财产、追缴适用的现状,揭示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现实成因,为我国经济犯罪涉案财物处置的完善提供参考。

检察监督案件化办理机制探索--以被告人涉案财物处置为监督视角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包括被告人被扣押、查封、冻结的合法财产的保管、处置活动出现诸多不规范之处,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民财产权和司法公信力。然而,囿于宏观上立法之缺失、微观上机制之缺位,检察机关对于被告人涉案财物处置的监督工作尚处于探索模式。鉴于此,应当转变监督理念,构建案件化办理的工作机制,完善程序设计及保障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开展相关监督工作的法定程序。

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机制的现代化进路和类型化展开

对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的工作机制,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综合处置和法院单独处置两种模式之争。因规范性强调有余而功能性思考不足,法院单独处置模式现阶段不宜采用,同时基于功能主义和现实需要考虑,综合处置模式和“三位一体”诉讼程序应予以维持。现行处置工作机制面临缺位、错位与越位等困境,其解决需从我国现行体制出发,确立“党委(政法委)领导、法院主办、其他部门分工协作配合”的处置工作新机制。新机制契合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具有政治制度上和经济学、管理学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应予以贯彻落实。非法集资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应当严格遵循已明确的现代化制度安排,采取类型化办案思路“双线并行”“双轨并进”,可充分发挥法院法治主力军与政府部门协作配合的功能,同时适用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主、商法清算程序为辅的处置程序,形成既符合国家刑事政策又能满足现实需要的现代化处非工作新格局。

非法集资案件的认定和财产处置

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数量剧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也给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认定带来了困难。总结近几年非法集资案件的基本情况,分析非法集资案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司法认定,即罪与非罪主要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民间借贷问题,厘清"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对此罪与彼罪的界定问题,应着重分清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涉案财产的处置,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处置方式:公安机关先期处置方式和资产处置领导小组全面处置方式;理论上,有三套程序可供选择:行政处置程序、刑事诉讼程序和商法清算程序。通过总结比较,采用政府为主导的专案组形式更加贴近生活的需要。非法集资案件的司法认定,应遵循法律规定和把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对于财产处置,应多部门协同合作解决群众上访问题。

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与民事诉讼的分工合作

依据我国立法,被犯罪人或刑事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的受害人财物,只能通过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寻求救济,而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返还原物、返还不当得利或赔偿损失。但这种制度设计,既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也并不必然提高司法效率,唯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措施与民事诉讼分工合作,方能实现公私法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