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e into liquidated damages and dismissal wage in Labor Contract Law

《劳动合同法》在立法过程中引起了劳动者、用人单位的广泛关注。从最终的立法文本中我们看到了诸多的制度创新，分析这些制度创新对于充分理解和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结合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对新确立的合同违约金制度和劳动补偿金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完善立法的几点建议。

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物之使用利益的损害赔偿研究

权利人的物因遭受他人侵害毁损、灭失,该物在修理、重置过程中,权利人丧失对物的正常使用,导致使用利益受损。我国《民法典》中并无使用利益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大量相关案例,因此研究物之使用利益损害赔偿的原理与规则有其必要性。侵害物之使用利益能否构成侵权的关键点在于使用利益是否为受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而权利人能否请求损害赔偿,还须证明使用利益遭受侵害时确实存在财产上的损害。无损害即无赔偿,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必然会得到填补,因此对物之使用利益的损害的具体赔偿仍需区分探讨:将物分为具有经营性目的的物和不具有经营性目的的物,对于不具有经营性目的的物可根据是否支出替代费用细化区分,没有实际支出替代费用的还须再判断其是否为生活必需品。

CISG下交付不符货物根本违约的认定与违约赔偿——对最高人民法院107号指导性案例及其类案的再审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范围内,卖方交付不符货物时,认定根本违约客观标准的核心在于,违约实际上剥夺了非违约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107号指导性案例蒂森克虏伯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买方只要在不存在不合理麻烦的情况下能使用或转售货物(甚至打些折扣),那么交付质量不符货物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仅是非根本违约的判定,为交付不符货物时根本违约的认定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使CISG根本违约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具象化,而转售成功与否是重要判断因素。利益衡量理论对CISG第25条法律解释的目的性限缩、法律适用的个案判定和具体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

数字经济下,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纷也在同步增加,这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发现,贸然引进“类雇员”制度并不符合我国实际,为网络主播单独立法也会对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应当对传统的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予以调整和解释,使其与新业态用工环境相协调,进而能够适用于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认定。即使不能认定劳动关系,对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保护也需要从违约金、竞业限制补偿金和休息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新媒介使用与农民工权益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省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探索新媒介使用、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及维权效能感等因素和农民工权益表达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新媒介使用虽能直接影响权益表达,但效果有限,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等因素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新媒介使用通过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影响权益表达的中介过程受到维权效能感的调节作用:较高的维权效能感在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中介路径上起正调节作用;较低的维权效能感只在权益损害程度中介路径上起正调节作用;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使用直接影响权益表达路径上调节作用不明显。

数据犯罪的双重法益及其保护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当下我国刑法对数据法益的保护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数据秩序法益的内涵过于抽象,难以承担保护数据法益、保障数据技术平稳健康发展的使命;单一的数据安全法益说,会导致利用公开数据不当入罪。数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双重法益,其外壳是数据安全,内核是数据自决权。以数据犯罪的双重法益为基础,我国在立法上应当通过修改旧罪、增设新罪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刑法保护,在确立数据法益独立保护的基础上,修改《刑法》第285条第2款,同时增设专门针对数据的破坏、滥用数据罪;在司法上应当以双重数据法益合理界定侵害数据行为的入罪门槛和处罚范围,实现对个人数据及社会公共数据、国家数据的体系化保护。

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建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诉讼类型,存在权源不清、内涵不明以及专项立法阙如等问题。探究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是完善海洋环境诉讼的逻辑前提。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二元建构,分别从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展开,是完善未来我国海洋环境诉讼制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将二元建构的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别结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我国环境诉讼类型整合的必由之路。

论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保护

《民法典》第522条第2款规定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第三人享有履行请求权,然而当合同未明确约定第三人是否享有违约金请求权等其他权利时,第三人的请求权范围模糊。对此,应当区分违约金类型,对于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第三人排除享有,而与第三人利益有关的补偿性违约金应该赋予第三人请求权。第三人不享有合同主体身份,故第三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当事人可行使法定撤销权和法定解除权,但需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合意变更、撤销合同的,应当以“合理期限”为分界,在合理期限届满前可以合意变更、撤销,反之则否。若债权人与第三人请求权发生竞合,应当以保证合同目的实现为优。

中国式现代化下消费欺诈的认定标准——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欺诈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认定混乱,基于其独特的立法背景和目的,应当在功能主义视角下分析消费欺诈的认定标准。扩大消费欺诈惩罚范围和增强消费欺诈惩罚力度的双重功能,使消费欺诈区别于民事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欺诈,应当适用“两要件说”的认定标准,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将消费欺诈的认定范围界定清晰。消费欺诈行为的多样性与主观过错的层次性,要求惩罚倍数具有弹性,以达成消费欺诈整体制度的协调统一。

论外国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以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意涵为中心

依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299条、第300条第5项的规定,对于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国民事裁判,我国不予承认与执行。在解释论上,这两条属于我国对外国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中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脉络下的公序良俗仅指国内公序良俗,对其概念应做一元论的理解。根据实体内容与诉讼程序的不同,公序良俗可进一步区分为实体性公序良俗与程序性公序良俗。对于前者,法院可结合我国实体法中公序良俗类型化的理论与实践依职权进行审查;对于后者,法院需重视保障当事人以“合法送达”为核心的受通知权,将程序性公序良俗的解释扩张至程序基本权。此外,法院还需要平衡促进裁判流通与维护公序良俗这两种价值,遵循形式审查原则、实体与程序相协同原则、谦抑原则。

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初步构建,但关涉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亟待解决。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格权属性,赋予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根基与实践需求,《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侵权救济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发现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存在归责原则不明、适用标准严苛和赔偿数额的自由裁量权失范等问题。以故,在明确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格权属性与财产权属性的基础上,确定个人信息精神损害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69条的法律适用、放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采用限定赔偿数额区间和动态系统论考察赔偿因素的方式优化赔偿数额规则,以期更好地构建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审慎适用

作为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应的概念,惩罚性赔偿被引入私法领域,是对大陆法系国家侵权责任法律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正因如此,在适用此种带有突破性质的制度时就必须持有周密谨慎的态度,要注意该制度与本土实践的衔接,不能直接套用。知识产权应充分体现其作为私权的特点,平等的概念应贯穿于权利行使的过程之中。惩罚性赔偿作为弥补知识产权损害的救济手段,理应以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创新活力为价值指向。因此,应当在“预防”目的的引导与约束之下,秉持审慎谦抑、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对惩罚性赔偿进行审慎适用,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可以引入比例原则进行判断,以期实现惩罚性赔偿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之间的协调运用。

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与农村社区居民权益受损分析——以樟江风景名胜区为例

风景区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权益的损害问题是当前旅游和法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促进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贵州樟江风景名胜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从政治人身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梳理了风景名胜区农村社区居民的权益构成。并结合实地调研资料,阐述了土地征用、景区移民、旅游污染、旅游收入分配等对当地农村社区居民权益的损害问题。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特征分析与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法律依据不足,金融监管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严重,金融消费者素养较低以及纠纷解决不畅等,导致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频发,金融投诉数量总体先升后降,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涉及多方面,金融消费者维权比例较低。金融消费者的监管保护、自律保护、自我保护、市场保护、法律保护等方面均有不足。为提升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应该健全金融消费者机构监管制度,强化金融消费者市场保护力度,弥补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缺陷,提高自律组织保护水平,金融消费者自身也应不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土地转出农户的权益保护研究:满意度及策略应对

土地高速流转带来的农户权益受损是不争事实,那么科学刻画农户权益受损态势并提出保护策略极为重要。对此,本文采用法理学和农业政策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权益内涵-测度体系-受损刻画-应对策略"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1030份调研数据进行IPA分析。研究发现,农户的权益诉求从经济收益向权利主张拓展,70%的权益存在受损,50%受损严重,其中"地租价格的合理性、纠纷救济、非法用地拒绝权以及土地损坏恢复权"属于重点关注事项;基于此,提出了三个联动性的权益保护策略。论文贡献在于,引入法理学的逻辑,做到农户土地权益界定有理有法;科学制定评价指标体系,避免权益泛化或过载;IPA分析法有效区分了权益保护层次,联动性的保护策略避免了政策碎片化带来的高昂执行成本。

论妨害经营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商业侵权是现代侵权行为法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这类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领域,妨害经营侵权行为是商业侵权中较典型的一种。本文主要围绕妨害经营侵权行为的特征、构成要件及法律救济展开论述。

“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

日本判例坚持由遗族继承被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构成,该赔偿请求权以未来之可得利益为主要内容,判例并发展出了计算可得利益的较为成熟的方法。鉴于以可得利益为中心的死亡损害赔偿将导致“生命价值”的巨大差异,学说上强力主张死亡赔偿的定额化与定型化,并对裁判实务发生了重大影响。

论《民法典》对人格权中经济利益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仅尊重与保护人格权主体的精神利益,也充分保护人格权主体就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人格权要素所享有的经济利益。具体体现在: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对一些具体人格权权能的界定中,明确允许自然人等民事主体依法自行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其姓名、名称、肖像等;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第993条一般性地确立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规则的同时,还特别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2条就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之外的人身权益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了详细规定,通过侵权责任实现了对人格权中经济利益更好的保护。

论维权成本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一直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消费关系、消费形式不断涌现,近几年食品行业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伤害事件,逐渐暴露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的制度缺陷,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