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tial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geograph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I) is a global challenge that is highly related to inequalities, poverty, economic growth, and oth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Existing research has evaluated the extent of URI and explore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ut urban-rural linkages are seldom incorporated in evaluation system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are rarely recognized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 construct a URI framework including region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urban-rural linkage, and urban-rural gap. Based on a dataset consisting of 1,669 counties in China in 2020, we reveal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I and find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I and 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RDL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 discover that topography has direct ( − 0.18, p < 0.001) and indirect ( − 0.17, p < 0.001) effects on URI. The indirect negative effects are mediated through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ized advantages and modern technical conditions could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opography. Finally, we identify 742 counties as lagging regions in URI, which can be clustered into eight types. Our findings could facilitate policy designing for those countries striving for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三生融合”演进及其驱动因素

生产融合—生活融合—生态融合(简称“三生融合”)是新时代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运用改进CRITIC法、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2012—2021年我国城乡“三生融合”的演进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城乡“三生融合”总体水平和子系统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但生态融合与生产融合、生活融合演化速率剪刀差不断拉大,三者极差呈现“V”型变化;(2)生态融合是制约“三生融合”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3)城乡“三生融合”耦合协调度在观察期内上升速率放缓,整体陷入发展困境,而且区域异质性明显,高值区域由东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扩展;(4)政府干预程度等显著影响城乡“三生融合”耦合协调度,各个因素对子系统存在不同的影响;(5)子系统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问题区域分析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主要问题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推动生产要素在中国城乡的双向流动,进而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但目前针对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不足。因此,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对中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和区域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深化该主题研究,为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数字技术为切入点,从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化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省份城乡产业协调度,并就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地理位置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县域经济在数字技术助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数字技术才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其门槛值为10.379。基于此,进一步从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统筹规划和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安徽省县域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机制研究

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耦合协调是透视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章首先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分析方法,定量测度了安徽省2010—2020年的城乡融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过程,并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来探索影响城乡融合的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首先,2010—2020年,城乡融合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呈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整体波动幅度较小,各县区耦合度的变化出现“聚集—分散—聚集”的“东移南迁”现象,耦合协调度轻度失调的区县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出现了地域低值锁定现象,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带。其次,分区域来看,皖北、皖中、皖南的城乡融合耦合协调以2015年为转折点,先小幅上升后又持续升高。其中,皖南和皖北区域协调差异趋于直线式减弱;而皖中区域差异呈现波动发展。整体来看,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呈现出“北低南高—西低东高”的空间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淮河以北冷点区和长江以南热点区阶梯状新格局。最后,PM2.5浓度、人均GDP、流域、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产值占比、森林覆盖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城镇化率、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是影响安徽省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水平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其空间格局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且这一特征日益弱化,但南北差异不断扩大、“南高北低”的特征日渐凸显;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也展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2.00%,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慢,年均增长率为1.07%;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其中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且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的态势;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且其空间聚集程度呈现减弱趋势;低-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据此,建议差异化制定乡村振兴策略,构建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体系,形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间科学有效的互补机制。

中国城市扩张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分析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通过构建我国城市扩张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6—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城市扩张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和综合评价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主要根源,采用空间莫兰指数探讨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从时间趋势看,我国城市扩张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但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大多为初级协调阶段,中部和东北地区为勉强协调阶段,而西部地区的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第二,耦合协调度总体Dagum基尼系数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第三,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M”型波动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

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是破解城乡体育发展不平衡、乡村体育发展不充分等难题的关键抓手,也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推力。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等方法,构建了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1年我国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1)城镇体育和乡村体育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乡村体育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镇体育,但乡村体育综合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镇体育,两者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2)城乡体育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研究建议:加强和规范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为科学评价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提供支撑;完善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体育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大乡村体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体育发展差距。

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

在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背景下,探究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是解决耕地保护、生态保育与经济建设之间冲突的关键。从人地关系视角剖析了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机理;通过解读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构建了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地级市为例,基于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指数由0.208增至0.294,增幅为40.802%,呈现“东北部高西南部低”的分布特征。(2)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指数由0.465增至0.492,增幅为5.858%,呈现“中东部高西南部低”的分布特征。(3)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由0.556上升到0.612,增幅为11.065%,呈现“中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耦合协调类型从基本协调型转变为中度协调型。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差异较大,耕地利用绿色转型各子系统中,模式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城乡融合发展各子系统中,人口融合、空间融合与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的耦合协调度较低。(4)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中的模式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口融合、空间融合是长江经济带发展需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结果可为长江经济带耕地资源的优化利用、生态保护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城乡共生发展的区域测度及实证

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城市与乡村是一个互动共生的有机系统,如何识别并评判城乡之间的关联效应,对于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共生理论与要素融合”的视角,构建了城乡PRESCE共生系统的理论框架,并从“共生密度(人口与资源)、共生关联度(经济与社会)、共生协调度(文化与生态)”三大维度、六个层面选取了45个基础指标,以综合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城乡共生度指数。研究发现,城乡共生度指数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梯级渐减的演变态势,其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处于城乡失衡与低共生水平的状态;城镇化发展与城乡共生水平呈现双向互动影响的态势;城乡经济社会的共生水平与城乡共生发展总指数水平基本吻合,亦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梯级渐减的演变态势。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基于南充市2009—2019年的数据分析

实现城乡融合是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的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环节。南充市是成渝经济圈中心城市之一,又有“川北重镇”之称。目前我国已将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对南充市城乡融合水平展开研究将对周边城市加快融入经济圈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南充市为例,从人口、空间、社会生活、经济、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障碍度模型对南充市城乡融合水平以及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9—2019年南充市城乡融合综合水平发展向好,唯经济融合子系统自2014年之后呈下降趋势;经探测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是阻碍城乡经济融合的重要因素;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对整体融合发展水平影响日益凸显。

基于多源数据的南京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研究

以特大城市南京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量化评价,利用多源数据创新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路与方法,探索性构建由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城乡联系水平四大子系统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①南京市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与点轴扩散并存的蛛网结构;②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土地粗放利用与设施建设短板是制约发展协调地区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发展失调地区多受限于交通区位,城乡联系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不足。③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聚类特征明显,呈现出城市、城市边缘、小城镇、乡村4级9类的城乡融合单元。其中城市边缘地区细分为边缘新城、郊区副城、郊野公园3类单元,乡村地区则包括城市辐射型、观光休闲型、人口聚居型与偏远独立型4类。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从芝加哥、洛杉矶到上海

源自西方的现代城市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城市的全部特征。为了使城市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城市社会空间分析为例,聚焦高、中、低3类社会/收入阶层的空间格局与演化这一主题,对中国上海、美国芝加哥和洛杉矶3座典型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尝试在捕捉地方性特征的同时提炼有关社会空间的普适性规律,为理论体系补充新的认知。研究表明,与美国“外高内低”的社会空间模式截然相反,中国城市呈现出“内高外低”的典型特征;在演化趋势上,美国城市体现为以低社会阶层邻里扩张为主的“社会空间下沉”,同时在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出现了高社会阶层群体向中心城内核的回流,而中国城市则呈现以中等收入邻里扩张为主的“社会空间上升”,同时伴随着中心城区内核少许高收入居民的外流。中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差异源自两国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别,但都遵循一些共同规律:各国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与城市化阶段相对应的;其差异和演变都可以采用城郊的人口吸引力和交通可达性这样的统一分析框架来理解;背后深层次的动力机制是相同的,本质上都反映了社会地位不均衡在空间上的映射,是优势群体主导区位竞争的空间体现。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评价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通过测度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分析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探究了影响两者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吉林省的城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乡村文化站机构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村民居委会数等乡村振兴指标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互联网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新型城镇化指标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以下建议:树立科学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机制、加快农业产业创新步伐、创新城乡发展模式,以推动吉林省的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视角的甘肃城乡融合研究

城乡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城乡关系演进的基本态势。为有效解决甘肃省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了2012—2020年甘肃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甘肃省各市州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经济发展、生活状况、要素流动是影响甘肃省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要素流动、交通通达性、土地要素流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应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促进人口、土地双向流动;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推进甘肃城乡融合发展。

河南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科学定量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1年、2015年、2020年3个时间节点,采用熵权TOPSIS法,定量刻画了河南省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并探究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河南省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呈缓慢增长态势,城乡融合指数由2011年的0.332提高到2020年的0.350,说明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升;(2)河南省各地市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升,高水平融合区不断增加,低水平融合区持续减少;(3)2020年,河南省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空间异质性明显。河南省应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差异化政策,优化城乡资源空间配置格局,建立健全乡村产业发展机制,积极发展乡村产业新业态,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

宁锡常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路径研究

为分析2016—2021年宁锡常融合发展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点,构建经济、社会、生态多维视角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宁锡常试验区的城乡融合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地区分异呈现“强—弱—强”的特点,总体上向高水平融合方向发展;试验区耦合度和协调度总体稳步增长,城乡系统从“勉强协调”逐渐发展为“中级协调”,潜力空间较大,空间格局逐渐趋于全域均衡;建议通过强化城乡融合发展顶层设计、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道、构建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以及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来构建城乡发展新格局。

基于耦合理论的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西省2012-2021年各项指标数据为样本,构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二者综合得分,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由低水平发展逐步向高水平发展演进,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态势;②江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水平正良性发展。

蚌埠市城乡耦合协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蚌埠市2011-2020年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蚌埠市城镇、农村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灰色关联法测算蚌埠市城乡发展水平、城乡耦合协调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城镇和农村发展水平指数均呈向上发展态势,但二者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二,城乡耦合协调度大幅提升,城乡融合呈良好发展态势;第三,城乡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城乡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等因素的影响。据此提出,科学规划城乡发展格局,优化城乡资源布局,改变单一的要素流动方向,破除要素间的城乡壁垒,以产业集聚为切入点,建立城乡间内在循环机制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

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促进城乡融合,解决“三农”问题。针对乡村发展的现状特征与变动趋向,开展村庄尺度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对于厘清乡村发展的内部差异与多元趋向,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研究采取“发展-重构”综合评价方法对山东省淄博市昆仑镇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与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相关的数据指标,分别建构村庄发展度与重构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二者的公因子并计算综合评价得分,二维组合聚类评价结果后提出发展度高-重构度高、发展度高-重构度低、发展度低-重构度高和发展度低-重构度低4种一级发展类型,及其呈现的“热点-过渡-冷点”圈层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系统聚类方法逐类分析一级发展类型村庄,依据因子特征与现场调研情况进一步识别出城镇集聚型、村庄集聚型、均衡稳定型、生产收缩型、生活收缩型、生产衰退型与生态衰退型7个二级发展类型,明确各类村庄发展的特征与需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优化镇村空间格局和城乡产业分工促进区域城乡融合,以及立足村庄发展需求施行要素差异化供给的策略建议,以期提高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民集中居住条件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建设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推进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地调研了江苏省已开展集中居住地区的农村居民,测量了集中居住前、后农村居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变化,就上述差异给出了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在农民集中居住后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满意度、体育活动满意度因素提升最为显著,而体育组织满意度与体育服务效果满意度改变不显著。农村居民家庭特征、集中居住时间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均为影响集中居住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变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