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事务脱嵌: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生成机理及其治理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已基本实现良善之治,但亦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根源于“制度—事务脱嵌”。“制度—事务脱嵌”理论指出,治理事务是影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关键变量,制度脱嵌于治理事务会导致基层协商民主出现实践困境。基层治理事务至少包括3类事务,即自主决策事务、动员式执行事务、依规执行事务。但是,当前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仅仅适配于某一类或两类事务,无法全部嵌入3类事务。当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与部分事务脱嵌时,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在脱嵌性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各类主体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应付。于是,基层协商民主在脱嵌性事务中出现基层干部变通式执行、人民群众政治冷漠、政治精英过度参与、治理效果相对欠佳的实践困境。为此,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治理机制需着力于克服“制度—事务脱嵌”问题,让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能够嵌入治理事务之中,朝着分类运转的制度设计方向发展。

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分析

数字化协商是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与民主协商的耦合物。基于协商系统理论,构建我国数字化协商的要素指标测量体系,主要包括协商主体及其数字化参与度、协商场所及其包容性、协商实体及其科学性、协商传播及其敏捷性、协商转化及其扩散性、协商执行及其透明性等六个维度。数字化协商已成为维护并增进基层群众福祉的新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与传统型协商相比,数字化协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形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路经。在实践中要注重因地制宜、规避技术风险、在“数字化协商”走向“数智化协商”过程中做好调适等,以此更加稳健且全面地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

“组织化嵌入”超越“结构化割裂”——现代城市基层开放式治理的结构性要素

作为一个结构性存在的"中国城市治理中的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必须超越简单的"党建研究"或者单纯的"城市治理"来看待。本文认为基层党建面临制度叠加的"创新内卷化"、多元人群参与的不均衡、空间治理滞后、组织激励不足与治理"碎片化"等困境,造成了党建对社会的"结构性割裂"。在城市的国际化属性日益凸显的基础上,治理结构的开放性日愈突出,基层党建要实现"引领",需要将开放式党建"嵌入"到具体社会治理中,形成一个"党社双向开放"结构。其结构性要素营造的具体路径为组织形态要从封闭转向协商共治,形成多中心复合共治结构,提升基层协商民主参与的程序化,回应网络空间的民主治理诉求,以形成多元有序治理。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的重要论断,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实践遵循和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状况及发展走向。根据这一要求,我们从以下三个面向来揭示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一是按照民主的逻辑进程,“四个民主”相衔接,实现“四个民主”的均衡发展;二是根据民主的实际内容,民主与民生相统一,推进民主与民生一体化建设;三是基于民主的实现形式,民主与治理相结合,从选举民主走向协商民主。而在我们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正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有待于在今后实践中逐步地处理和解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化解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振兴农村、化解农村发展困境的重要战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发展工作的基础力量。目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制度、功能、凝聚力和与时俱进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优化处理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合理有效利用新媒体工具服务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此基础上,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以下思路:以治理理论为基础,坚持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力量,以创新理念为指导,以价值认同为导向,以利益整合为手段,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引领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论基层协商民主机制的法治化

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作为一种机理性制度,在本质上与法的理性是一致的。但现行规范中的制度规定表现出较强的工具价值倾向,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法的价值要求。这导致了基层协商民主的随意性和形式化等问题。要走出当下困境,必须以法治目标引领、以法的形式重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让法治既保障协商参与者的权利,又限制公权力在协商民主中的任性,从而为协商民主提供运行秩序。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的法治化应当遵循进化理性和建构理性并进的逻辑,通过立法,设定协商议事规则和规范权责关系。具体来说,要在梳理和提取现行规范中的有效制度要素基础上,规定协商民主的程序规则,明确协商主体的参与权利,设立专门性的协商工作机构,设置公权力违法或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推进国家层面协商民主法治化管理的原则与进路

国家生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化管理程度关系到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水平。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家层面协商民主的法治化管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必须做到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的有机结合,统筹整体推进和部分提升的辩证关系,厘清民族传统和西方经验的逻辑关联,实现立法管理和全民守法的双向互动。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在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政党协商等环节加强法治化管理,整体推进协商民主法治化管理水平。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建构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纵向行政体系与横向社会网络的交接部。在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对大量新问题。本文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选择与秩序重建该何去何从。从近年来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问题入手,阐述了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基本环境和情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社会管理方式对外部挑战的不适应性;据此,提出了重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实现其治理现代化的进路。本文主旨观点是,传统封闭、单一中心的国家管理模式,已无法应对高度复杂、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变迁,为增进国家治理能力,政府亟需建立开放性、包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共治"格局。

邓小平的基层协商民主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邓小平基层协商民主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逻辑来看,他认为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和实现形式,是一种基层管理形式;从重要意义来看,基层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施群众监督的重要途径;从发展途径来看,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坚实基础是经济的发展,重要保障是制度的完善。邓小平的基层协商民主思想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成就与困境:基层人大预算监督中的协商民主——从“合法性传送带”角度解读温岭“参与式预算”模式

浙江温岭人大预算监督中的协商民主,能够从保护少数群体利益和限制代表、政府自由裁量权两方面弥补代议民主在决策合法性上之不足,前者也在参与可行性、广泛性和参与效能不平等上存有缺陷,需要代议制的完善方能更好地传输合法性。温岭经验中"公众→人大→政府"协商过程,存在"合法性输送"的强、弱两种形式,也存在"温岭模式"中两处合法性断裂:人大代表民主化不足与利益组织化困境。只有这两个制度性壁垒有所突破,才能使"参与式预算"改革从根本上提升政府预算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和选举政治,仍是中国未来预算改革乃至宏观政治体制改革无可回避的两大主题。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研究综述

本世纪初协商民主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适应我国的需要在农村生根发芽。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主要围绕开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现状、重要性、可行性及其对策等方面展开探讨。在党和国家不断倡导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新形势下,学术界已经从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的经验成果的探讨逐步转向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面临的困境和路径完善的探讨。这对推进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层党的领导力提升策略探析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领导扎根基层,不仅是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社会和谐统一的需要。面对基层社会矛盾和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升基层党的领导能力可以从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影响力两方面入手,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一重要阵地,发扬协商民主这一重要方式,强化群团组织这一重要力量,构建全面有效推进党的领导能力建设的工作路径,从而确保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

作为嵌入式治理的基层协商民主创新——以芜湖S社区为例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路径,与社区治理在主体、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二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通耦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现代化进程。芜湖S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基层协商民主可以通过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契合点有机嵌入到社区治理创新体系中,并以协商制度为基,建构完善的基层社区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有效实现社区公共事务与纠纷的调解,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同时,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变革浪潮中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区治理创新与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社会控制视野中的社区治理及其协商民主指向——以对济南市若干社区的现场调研为实证基础

随着基层社区传统权威的衰落和一元化社会控制的式微,中国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控制失范的危机,同时也蕴含着走向现代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契机。但当下基层社区普遍形成的"压力型体制"及其结合了传统中国统治技术的所谓"新治理术",反而是走向协商民主的重大障碍。我们需要加强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为社区治理现代化创造良好氛围。

村干部产生方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开展的影响——基于三个村庄土地问题处理方式的考察

农村协商民主开展需要有适宜的环境条件,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对创造协商民主开展的条件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影响协商民主主体间平等关系的形成,进而影响协商民主的真实度;能够影响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能够影响参与者素质的提升。党和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完善村民选举,理顺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来推动农村协商民主的开展。

论党内协商民主与党的纯洁性建设

党内协商民主是指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机制、原则"嫁接"和运用到党内民主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渐进式民主范式和实践模式。发展党内协商民主,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党的纯洁性建设所面临突出问题的现实选择。

政协主导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的提升路径

政协主导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当前政协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形式性执行和间歇性执行等问题,降低了制度的权威性及政协的公信力,难以实现制度目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不科学、执行机制不健全、政府与政协关系不顺、政协内部设置不合理、政协委员执行能力不足。为提高其制度执行力,应着力于科学设计制度,健全执行机制,理顺政协与政府关系,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以及提高政协委员的执行能力。

官员认知对协商民主的影响——基于地方官员问卷调查的分析

官员与公民就具体公共政策进行协商时,官员表达真实意愿的态度直接影响协商的效果。文章采用多类别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协商结果有积极预期、对民主持包容性态度和对官员和群众关系认知比较开明的官员更容易表达真实意愿。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特征,还具备中国特色的特殊特征。当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当中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应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话语叙事。人民民主话语结构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它的内在流变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策略指向发挥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动态调整革命依靠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策略指向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策略指向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指向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握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有利于理解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以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