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Evolution between Remittance Business for Overseas Chinese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Chaoshan Region During 1860-1949

This study proposes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o-evolution between the remittance business for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institutions during 1860-1949.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evolutions between their 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institutions. It shows that participants communicate, compete and cooperate through their 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remittance business. Since the three pillars of institutions---regulative, normative, and cultural-cognitive--correl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t is found that institutions can promote the business of overseas remittance if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pillars of institutions works well; otherwise, it ends the business with confusion.

1950年以来海南侨汇问题述论

侨汇是华侨华人汇给中国国内的亲属的款项,是广大侨眷的合法收入和生活来源。我国著名侨乡海南,规模性接纳侨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950年海南解放后,这一联系方式逐步强化。改革开放以来,侨汇用途、数量亦发生变化:前者表现为消费性侨汇转向生产性投资,从而带动了农村集镇的建设;后者则是侨汇数量明显减少,至21世纪后已不见于官方记录。基于此,文章重点探讨侨汇在海南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用途、及其功能变化。

近代中国侨汇市场的发展与功能

侨汇市场是以侨汇为经营对象,基于不同时间、地区的汇率、利率和汇票价格信息,围绕侨汇资金和汇票交易而进行的多层次、多区域的投机活动和交易场所。近代中国侨汇市场的参与主体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到组织、从民间机构经营为主到国家机构积极参与的发展过程,从以个体经营的水客逐步发展为批信局、邮局和银行的综合参与。侨汇市场的交易网络也逐渐从简单的侨乡—侨居地的双边贸易和汇兑,演化为以香港地区和上海为中心、具有各类跨境贸易资金融通、以及风险投资的交易体系。侨汇市场的交易活动不仅促进了短期资金流动和平衡国际收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地区—华南—上海的资金流动网络的形成,同时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

东南亚侨汇与抗日战争——再论东兴汇路的起源与发展

东兴汇路是抗战时期中国沟通外部世界的重要战略通道。1907年,中国政府就在此地设立邮政机构并与法属越南互换国际邮件。本文以广东政府机构馆藏一手侨汇档案为基础材料,揭示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官方行局所初步构建并主导的东兴汇路就已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史实。以往学界主张这一汇路源于1942年春,将其主要归功于潮帮侨批局的说法并不科学。东兴汇路之所以能经受住太平洋战争的重大考验,关键是因为华南驻军、广东地方当局、官方行局此前已成功解决了私营侨批业难以独自应对的批路安保、头寸接济、侨批寄递等诸多难题。东兴汇路的存在及持续运转,不仅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沟通东南亚侨汇、稳定战时广东财政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还成为中共中央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海外抗战资源的重要渠道。遗憾的是,战时环境和头寸不足及国家行局和广东地方金融机构在侨汇利益上的矛盾和争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集中侨汇的能力和成效。

1934年后民信局存亡原因考——以侨汇为中心

在交通部限令于1934年年底取缔民信局之后,绝大多数省份的民信局已不存在。然而,以经营“侨汇”业务著称的闽粤两省民信局仍然存在,主要原因是战时环境下“侨汇”的经济贡献、民信局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及侨胞群体的政治支持。由于民信局未处于国家监管的金融体系之内,出现了侨汇积压与侨汇黑市等问题,严重损害了侨胞、侨眷的利益,并且给国家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最终被取缔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46-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

194 6- 194 9年间 ,国民党政府为内战需要 ,加紧控制侨汇业。但是由于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剧烈 ,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人民财富 ,采用不合理的外汇汇率政策 ,因此引发大规模广东省侨汇逃避现象。海外华侨汇往广东的侨汇纷纷通过外商银行、民营侨批局、钱庄、银号等机构流入黑市 ,使国民党政府外汇收入大量流失 ,财政困境更无法解脱。

潮汕侨批局的经营网络

广东潮汕地区侨批局是专门经营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国内的简短家书及汇款的民营机构。它是在 19世纪水客业的基础上产生的 ,随着侨批业务的增加在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于 2 0世纪3 0年代前后形成了功能齐全、纵横交错的经营网络。侨批局按功能可分为收揽局、中转局、投递局三种基本类型 ;按规模及经营网络又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批局。各类批局各具特点 ,共同构成了侨批的经营网络 ,对当时潮汕地区经济的影响很大。

1946-49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

1946-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企图大力吸收侨汇,加强对侨汇的控制,以巩固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一方面改善自身的侨汇经营,一方面极力打击侨汇黑市以解决侨汇流失问题,对于侨批局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但是由于官营行局的先天不足,始终无法替代民间侨批局,加上为从事内战而开支巨额军费,导致全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侨汇大量进入黑市而无法控制,最终导致政策的失败。

近百年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

本文从民国时期、1949—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时期,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拓宽和加深相关研究。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广西容县侨汇庄的经营模式及网络初探

论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广西容县"侨汇庄"的产生、发展、演变、经营模式及网络建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容县的侨批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发展较快,至抗战时期处于低潮,而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则是发展的兴旺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容县的侨批经营机构也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过程,不过经营的规模与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20世纪70年代初,广西的侨批经营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亲缘性与乡缘性的经营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网络,是包括广西侨汇庄在内的中国民间侨批机构的共同经营方式。亲缘式与乡缘式经营不仅是中国民间侨批业内部管理与协调的需要,而且还是族群应对竞争威胁的自我保护措施。

粤东客家山村的水客、侨批与侨乡社会——以民国时期大埔县百侯村为个案

以华侨之乡大埔百侯村为个案,讨论民国时期的水客、侨批及其侨乡社会的影响,认为因客家山区的环境、侨批的特点及水客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联结家乡亲人与海外华侨关系仍主要通过水客来进行。水客和侨批对近代侨批社会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近代侨批业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以潮汕地区为例

从新制度理论的视角构建理解侨批业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于广泛场域的关系系统中分析1860-1949年间侨批业组织场域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场域是一个对话或者是权力角力的平台,侨批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对话、竞争和合作,从而推动了侨批业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所构成的三大制度支柱对侨批业的经营都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文化-认知和规范性制度支柱是支撑侨批业经营的主要制度要素。三大制度支柱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当三大制度支柱能够较好结合时,制度能够促进侨批业的发展,形成侨批局、邮政局、银行共同经营的局面,但当三大制度支柱不能得到较好结合时,侨批业行为趋于混乱以至走向衰败。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客家人的“过番”习俗

客家人素有"过番"的传统。旧时,不少客家人或由于生活所迫,或由于政治原因,或由于"土客械斗",通过"亲友介绍"、"水客携带"、"卖猪仔"等方式下南洋,在侨居地辛勤劳作,赚钱后寄"番批"回唐山老家,接济亲人,建设家园,为客家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跨国华人社会建构的事例分析——1929—1930年新加坡保留民信局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

本文通过发掘1929—1930年在新加坡发起的保留民信局全侨大会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的史料,管蠡了近代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现象。维护侨批局生存的斗争表明,侨批局的成功保留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跨国华人社团网络的集体力量在维护跨国华人社会的利益上起着重要作用;侨批业具有内嵌于海外华人社会与侨乡社会有机体的性质,与后者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在跨国的社会场景下,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演变成了政府与跨国社会相互交涉与协商的过程。

从侨批看跨国华人的教育与社会传承(1911—1949)

本文通过一个潮州家族的侨批,探讨教育对于跨国华人认同和社会传承的作用。在本文的个案中,陈遗恩父子很重视后代的教育,支持女子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主要来自跨国家庭的生活需要以及其在南洋谋生的经验教训。孩童时代在侨乡的生活经验与文化教育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人的家乡认同,而南洋的生活经验与文化教育则奠定了他们以后的生活道路。双重的教育、双重的认同和不断转换的角色,构成了跨国华人的本质特征,而教育则成为跨国华人社会承传中重要的文化机制。

梅州地区客家侨批业初探

旧时 ,梅州地区许多客家人或由于生活所迫 ,或由于政治原因 ,或由于土客械斗下南洋谋生存求发展。他们在侨居地辛勤劳作 ,赚钱后通过水客、侨批局、私营商号、侨批馆与钱庄寄信寄钱回唐山老家。由此 ,在客家侨乡社会发展起了一个具有侨乡特色的行业———侨批业。

侨批档案文献的价值

侨批,仅福建、广东、海南3省特有,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或金融机构,主要寄给中国国内侨眷的书信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侨批是研究华侨史、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侨乡民间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珍贵档案文献。

抗战期间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之研究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近代侨汇档案,集中考察了1939年6月汕头沦陷后,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的成因、成效及局限,进而分析其对华南抗战的作用及贡献。研究显示,抗战期间汕头的陷落,是广东省银行沟通这一汇路的重要契机;其自身所具有的经营特色和优势,是其能够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而海内外各方则是促成汇路沟通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发展壮大,并惠及数百万潮梅侨眷生计。同时为厚实国家外汇储备及赢取华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其海外拓展的政策,英、法、荷等国在南洋属地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英、美对中国资金的封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吸收侨汇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