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水平的视角

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与区域贸易协定(RTA)不断增加的局面,在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基础上,利用WTO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资料,参照对RTA条款深度的划分,实证检验了RTA对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整体上,RTA对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不同深度水平的RTA影响效应有所差别。其中,“WTO+”比“WTO-X”条款对经济体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更大,且RTA对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大于发达经济体。地理距离、区域竞争在RTA对经济体价值链参与度影响中发挥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地理距离越近,RTA对价值链分工参与度的影响越大;RTA达成得越早,越有利于发挥RTA建立的竞争优势,保护本经济体在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地位。机制检验表明,RTA可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促进对外投资推动经济体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测算、特征与发展方案

明确中国区域数字规则深度并推动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升,对于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基于TAPED数据库对中国已签署的16个(含升级)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样本进行了深度测算,总结发现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拓展、贸易促进条款是重点内容、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仍有一定差距的特征。最后本文从加深中国已签订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构建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需求的国内法律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发展方案。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参与高标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参与度的重要途径。为此,基于OECD-ITSS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探究了数字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机制及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包含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总体对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对金融服务、信息与通信服务、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作用高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情形。结合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及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研究

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际间的贸易壁垒和各国间的政策差异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抑制愈发严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DSTRI)与双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s)情况,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2)贸易自由化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深度对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强大助力,文章基于2002—2020年3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深度对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深度的增加对一国服务出口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对出口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环境条款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同时也可能会抑制贸易自由化,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贸易发展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利用199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67个国家签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出口数据,根据TREND数据库对环境条款的分类,创新性地构建并量化了三种环境条款深度指标,构建了高维固定效应模型,采取PPML估计法实证检验了这些环境条款深度对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条款总深度、核心深度和执行力均对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执行力的环境条款深度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大。②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重新度量核心解释变量、划分样本区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异质性分析发现,提高环境条款深度对“南-北”和“北-南”型“国家对”之间的出口、“肮脏”产品出口份额的抑制作用显著,但其具体条款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④机制检验表明,环境条款深度主要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和抑制技术创新来抑制出口。⑤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以数量衡量的环境条款各深度变量与出口之间呈倒“N”型关系,成员国国内环境规制差距会强化环境条款深度的出口抑制作用。该研究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和环境友好、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政策启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未来签署新的RTA或现有RTA的升级谈判中可适当提高环境条款深度,发挥环境条款的“创新补偿效应”,同时还要积极拓展区域贸易协定,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在未来贸易协定谈判中重点考虑RTA环境条款的具体条款类型。

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本文对2000~2018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CEPII-BACI提供的HS 6位码产品数据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WTO规则外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显著,而且协定文本深度增加更有助于促进差异化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监管政策分歧、区域贸易协定与数字服务出口

构建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政策分歧指数,检索并量化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的深度水平,据此实证分析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以及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研究发现,监管政策分歧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扩大数字鸿沟显著阻碍了双边数字服务出口,但国家间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可以缓解双边监管政策分歧对数字服务出口的不利冲击,并且随着RTA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水平的提高,其规制融合效应也会更强。从国家异质性看,南-北国家间监管政策分歧的负向贸易影响最大,但双边签署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则具有强于南-南和北-北国家间的规制融合效应。从行业异质性看,监管政策分歧对信息通讯、金融和保险行业出口的抑制作用较大,而RTA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效应在其他商业服务、知识产权许可收费以及个人文娱行业表现更强。从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看,RTA中数据相关条款的规制融合效应大于电子商务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条款。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对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的影响

基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且越来越重视对服务问题的谈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对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主要通过削减服务外包交付成本、改善契约制度环境以及提高服务外包生产率等途径提升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实证结果表明:(1)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将促使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平均提升27.00%,而每增加1个部门的开放,将会使得增加值平均提高11.91%;(2)从多期动态效应上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外包增加值的影响持久深远。即使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后的15年左右,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3)从承诺异质性效应上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GATS+”特征和“完全承诺”深度有利于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本研究为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来推动服务外包产品、技术、品牌和标准等“走出去”提供了经验分析和政策参考。

基于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

推进高水平开放是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考察中国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是否显著提升了中国服务贸易水平,基于中国服务贸易协定文本构建了行业层面的市场准入指标,以解决以往研究不区分行业开放差异导致的测度偏误问题,并且利用OECD-TIVA数据库行业贸易数据检验了市场准入、协定深度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准入及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深度对服务贸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方面,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阶段效应逐步显现随后减弱,显著促进了中国向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进口以及中国向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对开放水平大幅提升的行业促进作用更显著。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与制造业分工地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提高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作用,无论是用覆盖率还是法定承诺率衡量深度,这一结论均成立;相对来说,法定承诺率深度指数对分工地位的影响更大;从细分指数来看,核心条款、WTO-X和非关税条款的深度指数对成员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正向促进作用相对较大;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主要通过进口溢出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提高制造业分工地位,而虹吸FDI的提升效应不显著。这些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提供一些重要参考。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来自APEC成员的证据

随着互联网全球化及数据跨境流动的迅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化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WTO框架下建立统一数字条款的努力遭遇挫折,区域贸易协定(RTA)中的数字条款不断繁衍成为国际数字条款的风向标。在上述背景下,从服务贸易视角探讨RTA中数字条款带来的影响,考察其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TAPED数据库与UNCTAD数据库,选取2005—2015年APEC成员间实施的54个RTA为样本,在测算协定中数字条款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RTA数字条款显著促进了缔约方的服务贸易,且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RTA数字条款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区分多成员RTA与双边RTA发现,前者的数字条款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比后者更为突出。通过准入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中介机制,本文揭示国内制度环境与ICT设施水平是数字条款影响服务贸易的两个重要渠道。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收敛研究——对“绊脚石”与“垫脚石”问题的一个观察

随着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兴起,学界引发了关于"绊脚石"与"垫脚石"问题的讨论。通过RATS收敛角度的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收敛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通往多边自由化的一种可能路径。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规则之间的借鉴有助于缩小不同类型协定之间的差距,从而减少"意大利面碗效应";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诺水平的相似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各协定对GATS的遵循;自愿合并协定的"GATS="特征表明它们更倾向于巩固各国在GATS下的承诺。因此,从区域协定收敛的角度来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更可能是多边自由化的"垫脚石"。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本文从RTA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构建了服务贸易自由化指标,测度61个国家(地区)于2005—2015年间在RTA政策下所达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并根据TiVA数据库测算生产性服务业GVC参与度,考察了RTA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性服务业GVC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TA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RTA服务贸易自由化明显促进了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GVC的后向参与度,但对其前向参与度没有显著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前向和后向参与度的估计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前向参与度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却严重抑制了其后向参与度的增长;此外,对具体服务部门的研究发现,其对提高成员国批发和零售业、IT和其他信息服务及金融保险活动部门的GVC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机制分析发现,RTA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削减成员国服务贸易成本和扩大服务业FDI流入来提升成员国的生产性服务业GVC参与度。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的“GATS-”条款研究

研究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文献不可胜数,但涉及到"GATS-"条款的文献却是屈指可数。"GATS-"条款具有潜在的危害,理应引起适当的警惕,它们的存在不仅使人质疑"GATS-"下区域协定的合法地位,而且对于整个贸易体系都有着不良的暗示。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GATS-"条款的主要特点、存在原因以及潜在的危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为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视角。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自由化程度对制造业出口服务化的影响——基于服务贸易新模式的视角

不同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界定的四种服务贸易模式,服务增加值贸易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日益增长,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化的趋势,催生出服务贸易新模式,即第五种服务模式。本文使用OECD-TiVA数据库测算了亚太地区模式5服务的出口规模并分析其动态变化的特征事实,运用引力模型检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水平对于模式5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基础水平、深度和广度对模式5服务出口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协定基础水平和广度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协定对国外模式5服务出口的影响程度更大,缔约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出口促进效应具有明显差异。本文结论为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和深度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提供了新思路。

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我国的探索和实践

只要世界贸易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化,存在歧视性或差别待遇,那么原产地规则就会继续存在。原产地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在货物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服务贸易地位的不断提升,原产地规则逐渐被引入服务贸易领域。我国通过CEPA的先试先行机制以及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但有关原产地规则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还应不断加深和拓展。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结构不平衡,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秩序,在我国服务贸易难以接受全面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我国服务市场的开放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进行。制定和实施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是一个可行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途径。

服务贸易的原产地规则——CEPA“服务提供者”定义析评

“服务提供者”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此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但与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则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在目前有其合理性,但从长远看,《安排》应借鉴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做法,放宽“服务提供者”的定义。

服务贸易领域的原产地规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应用

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由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WTO规则允许各成员根据最惠国原则对不同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差别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为GATS)第5条对"经济一体化协定"的规定也允许对隶属于区域成员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给予区域性更优惠待遇。服务贸易领域因此也日益关注起对原产地规则的研究。我国自2004年1月1日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为CEPA)起,"香港公司"可以在内地享受市场准入和政策优惠的待遇。但是很多所谓的"香港公司"是由欧美等其他国家的服务提供者在具体进行业务操作,而优惠的实际获得者是这些"搭便车"的外国公司。本文通过对服务原产地规则国际协调和规范的阐释,对我国CEPA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完善性建议。

区域贸易协定视角下服务贸易便利化趋势研究及中国应对策略

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在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赋能服务贸易的诉求下,各区域贸易协定纷纷在便利服务贸易方面制定了增强的纪律。梳理了、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三大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便利化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我国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政策启示。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建议,透明度安排上尽快取得突破,重视国内规制改革,加快资格互认,规范自然人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