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藏羌彝走廊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藏羌彝走廊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与各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造就了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藏羌彝走廊人口区域集聚的研究显得尤为复杂。本文以第五、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藏羌彝走廊核心区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分析,采用县域、市域双轨研究视角,从常住人口变动、人口密度变化、人口分布结构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入手,探究区域内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藏羌彝走廊人口总体呈现出不均衡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常住人口增速放缓,部分地区出现人口收缩现象;人口集聚空间差异明显,人口密度连片递减;人口分布不均衡明显,不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人口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区域内区(县)人口密度大多呈现“低—低”集聚态势,容易陷入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加大对暂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部分产业转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吸引劳动力回流,促进藏羌彝走廊整体协同发展。

夏号考

有关夏代的国号问题,向无异辞,传世文献及东周金文皆称其为“夏”。然而据此梳理夏商及西周史料,对夏史的追寻却了无踪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文邑”朱书,闻喜酒务头商墓出土的文氏铜器,以及传世的有关文氏与文夏的铭文资料,为重建有夏国号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考证夏代初以“文”为其本号,体现了夏道重文崇德的文化传统。商人则以覆屋之形的“文”作为亡夏之氏,更晚又增地名“夏”而以“文夏”为氏,最终则剔除“文”字,仅存“夏”而为国号。有夏国号转变事实的揭示对夏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治道经学、治道史观与中华文明的治道核心论--以探解中华文明变夷从夏的枢机为主线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文史文明为主干、以经史文明为内核、以治道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中华经学的正统是治道经学,中华史观的主流是治道史观,中华经史同源于治,是传载治道的两种不同文体。这种文明特质使中华文明在治道探索方面有着卓绝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深厚积累,从而使外来征服者倾心折服。外来征服者为巩固其对中华文明区的长久统治,就要提升其治道水平,为此就要学习中华经史,于是就要保留并学习中华文明的文史,进而认同并融入中华文明,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这样,中华文明就实现了被外来入侵者武力征服之后的文化逆袭,即征服者被征服,亦即古人所称的“以夏变夷”或“变夷从夏”。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乳腺癌“应激治乳”新理论的构建与临床应用探讨

应激是生物体对内、外源性刺激的一种非特异的适应性反应,有助于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然而当应激反应的程度超过机体适应阈值,即可诱发多种疾病。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居女性恶性肿瘤前列,乳腺病领域首位国医大师林毅教授创立“六郁治乳”理论,认为六郁是乳腺癌发生发展的核心病机,而六郁与机体应激反应系统密切相关,中医药在调整应激稳态平衡领域有特色优势。该文基于中医经典理论、“六郁治乳”理论及现代应激理论,提出“应激治乳”学说,阐释应激因素介导乳腺癌发生发展的病机特性、致病特点、分子机制,提出基于应激稳态调控的核心思想和辨治原则,总结“应激治乳”理论指导下的遣方用药。“应激治乳”理论的构建丰富了中医乳腺癌理论体系,有望为改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预后提供新路径。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中华民族的“内天下”观:概念、维度与实践

“天下”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自在”形式,本文从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天赐地理空间出发,讨论“天下”地理空间的内部性、人文空间的“内聚性”以及“内聚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形容为“漩涡内聚”。“内天下”之下必然导致族类及其文化的明显差异,如何化解这种明显差异产生的张力?如何让“五方之民”在“天下”共存共在?需要适应“内天下”状态的观念之形成,并且要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内天下”观的形成和成熟促成了两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一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属性;二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化进程。内聚属性与“天下”的“漩涡内聚”效应及观念相关,而“内聚化”则是“内天下”观的实践过程,其最高目标和成果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实现“天下”一体的目标就是要在“内天下”观的统摄下,形成化解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各种方法,实现“夏夷互变”“声教”定“天下”“化异为和”等。“内天下”观是今天进行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根基。

朱元璋的元朝观和正统论

朱元璋元朝观与正统论的核心内容是他对元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评判,以及对明朝具有正统性的论证。其正统论中的天命观是他评判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首要依据;夷夏之辨是他在贬抑元朝以反衬明朝正统性时的重要理论工具。朱元璋总体上肯定元朝的天命及正统,同时也持夷夏之辨,在此基础上论证明朝的天命与正统。其正统论顺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意义深远。

治与不治:不同境况下王船山对待夷狄的两种判断

随着明朝瓦解、满人入关,夷夏之辨再次成为时人关切的焦点。以船山为代表的明朝遗民也非常关注由政治动荡引发的文化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对中国文明的纯粹性的影响。王船山十分重视地理对天命的承载与分殊作用,在强调“夷狄”一语文化义的同时,也从族群生成的角度对“夷狄”进行了区分。王船山延续了《春秋公羊传》中的“王者不治夷狄”观念,一方面,从天命分殊、事有善恶的角度,将“不治”限制在“四裔之夷狄”之下,并为这种“不治”的正当性做了形而上学的说明;另一方面,对于九州之内的夷狄,注重其中国属性,从而将“不治”引向了“不得不治”。这两种境况下的不同判断共同为船山夷夏观中的民族主义面向做了说明。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2271例

目的:评估在中医热病理论指导下,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和方法.方法:通过对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三个阶段的回顾,分析其成功的内在因素和诊治特点.结果:随着中西医结合的不断完善,重症胰腺炎非手术治疗率不断提高,三个阶段的并发症,病死率(40.52%,17.17%,10.36%)和手术率(40.52%,17.17%,10.36%)均明显下降.结论:中医热病理论较好地诠释了以益活清下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方法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国医大师夏桂成运用“阳化气、阴成形”理论防治子宫内膜息肉经验

子宫内膜息肉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基于《黄帝内经》“阳化气、阴成形”理论,认为子宫内膜息肉属本虚标实证,病机为心肾阳虚,气化失常,瘀滞胞宫,治以温阳化气法,结合补肾调周法,并创立温阳化气方,于经前期阳长之时,采用温肾助阳,化气消癥之法,以期“六阳”到位,实现重阳转阴,恢复子宫功能,促进行经期子宫内膜瘀浊及水液排净,减少子宫内膜息肉的复发。

从“脾胰同源”论血糖波动的中医辨治思路

2型糖尿病以波动性高血糖为特点,促进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发展。目前,临床实践中,减少血糖波动是血糖控制的重点,更是血糖控制的难点。中医学关于"脾"的概念是一系统功能的概括,从解剖、生理、病理学方面分析,包括了现代医学所指的"胰"的功能,即"脾胰相关"或"脾胰同源"。作者认为,根据"脾胰同源"理论与脾虚致渴的理论基础,"从脾论治"糖尿病作为中医药减少血糖波动、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有效途径。

陈以平教授分期论治膜性肾病

在膜性肾病的治疗中 ,陈以平教授将其分为早期、中后期进行分期论治 ,分别采用清热膜肾方和补肾膜肾方。将辨证与辨病、中药与西药相结合 ,将益气活血法贯穿治疗始终。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调周法经后期证治探析

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倡导调周法治疗妇科疾病,认为经后期是肾阴天癸滋长的时期,对奠定月经物质基础至关重要。其治疗以滋阴养血,佐以助阳为主,并强调静能生水、宁心安神。根据阴阳消长转化圆运动周期理论,将经后期再分为初、中、末3个时期,提出了经后初期血中养阴、以静为主;经后中期滋阴助阳,静中有动;经后末期阴阳并调,动静结合的诊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