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论赵武灵王“胡服”改制的本质及影响——兼论战国中期骑射与赵国的关系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胡服骑射”改革的认识局限于这是一次革新赵国军队战服、进而革新作战方式的军事改革。事实上,“胡服”是使胡人顺服、化服,“骑射”是在华夏地区首次出现将骑与射相结合的战法。“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国以政治为先导、以军事为目的、以文明为代价的一次全面改革,赵武灵王通过全面接纳胡人礼仪风俗,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刻意穿着胡人的各种服饰,加强胡人对赵国的认同,进而招纳胡人骑兵为赵国所用。“胡服骑射”显著提升了赵军的战斗力,军事效果非常明显,但并非赵武灵王改革的全部。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基于钱乙五脏辨证学术思想论治小儿抽动障碍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目的根据钱乙“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五脏辨证体系以及重视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论治小儿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TD)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方法通过研读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及相关文献,结合临床,总结TD共患ADHD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结果TD共患ADHD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现阶段西医临床尚未有统一的治疗标准,药物干预疗程长,不良反应大,整体治疗效果不佳。近年来,大量医学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治疗TD共患ADHD方面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结论TD共患ADHD的病因是多方面的,非一脏之病,而是“五脏同病”,病机同样关乎五脏,其中与“肝主风”“脾主困”关系最为密切。通过总结钱乙学术思想在TD共患ADHD中的运用,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本病的优势,提高治疗效果。

吴又可《温疫论》理法方药新探

探讨分析《温疫论》中的理法方药。分析认为,现存最早论治温疫的专著《温疫论》蕴含着吴又可辨治温疫的一整套理法方药体系,其中颇多创见。吴又可提出新的病因学说--杂气说及疠气说,力主温疫不同于伤寒。建立表里辨证模型,创立表里九传辨证体系。提出和阐发阳郁化热理论,揭示温疫的基本病机是邪阻气机,阳郁化热或化火,耗气搏血,伤津耗液。治疗强调逐邪为第一要义,视邪之所在、邪之所趋,因势利导使用汗、吐、下三法,导邪外出,宣通气机。丰富了攻下法和治疗温疫的方药。阳郁化热理论是吴又可学术思想的核心,温疫的辨证、治法、方药及治疗禁忌均是在这一原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

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

“大一统”是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观念,疆域统一成为“大一统”的重要元素。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展现出迥异于以往历代的不同特点,其核心要义旨在反复重申疆域超越以往历代,兼具规模之广大,获取之德性,实体之清晰三重要素;其价值功能在于淡化了传统的边疆“夷狄”观,重塑起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从而实现了族群融合,客观上解构了沿袭千年的“华夷之辨”思维;其根本目的则是要为清朝立国的“正统”合法性服务,为此,清朝确立起凭疆域即可为“正统”的惟一评价体系,实现了“大一统”与“正统”的合一。

夏永良辨治灼口综合征经验介绍

介绍夏永良辨治灼口综合征的临床经验。夏永良认为,灼口综合征病因复杂,病机多变,但往往不离火热,临证从火热论治,辨证施治,主要分为气虚火旺证、阴虚火旺证、火热上炎证、湿热内蕴证、气滞血瘀证、寒热错杂证六大证型。概而言之,其经验有三:主因火热,善究火源;因势利导,祛邪有路;重视调气,升降相宜。

《临证指南医案》汗证辨治探析

《临证指南医案》中关于汗证的医案论述,卷三有汗门专篇,余各卷各门中多有散见,所涉病因病机广泛,通过整理叶氏典型医案,结合汗证的阴阳虚实辨证,着重从营卫、气血、阴阳、脏腑、外感、产后等角度分类辨析叶氏汗证相关医案。总结出叶氏在汗证治疗中善用经方,辨析阴阳,强调血汗同源,重视心肾、脾胃,以及温热暑湿致汗和产后汗出等方面的辨治思路。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国家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这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来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述介

《七侠五义》整理本甚夥,但都未能尽善。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后出转精,为一般读者与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规范可靠的新整理本,本文即对此加以评介。

夷夏之辨的转型与大同论述的兴起

清末民初“列强环伺”的“大变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深刻巨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夷夏之辨的转型。以夏化夷的主张从中心走向边缘,夷夏文化混合论则从边缘走向中心,是这一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变化。夷夏之辨的转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将欧美文化纳入夷夏之辨的框架,转变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新框架;二是重新阐释大同,以大同观念作为容纳和消化全球多元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这些知识转型过程中,既有“文化边疆意识”的兴起,也有对此种意识的超越。

从夷变夏——十六国诏令所见民族首领对君权合法性的诉求

西晋末年,五胡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华夷之辨”思想成为五胡民族首领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难题。诏令文书蕴含着民族首领对自身政权、帝位合法性的理念建构,是民族首领身份认同的鲜明呈现。因此,将民族首领的诏令文书作为切入点,探究其对君权合法性的政治诉求可知,他们解放思想,为自身争取君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以夷变夏、化夷为夏的过程,此诚为中古政治文化的新变局。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张学醇《医学辨正》学术思想探析

《医学辨正》为清代医家张学醇编纂的综合性医学书籍。该书整理了《黄帝内经》中的辨证思想,结合作者多年临床心得,对诊断、经络、各类疾病的辨证治法与方药进行综合全面的论述。张氏勘误众家,专力《内经》;强调四诊,尤其是脉诊的重要性,提出了独特的脉学思想与脉诊方式;以阴阳统领八纲进行辨证;所载方药鉴古而创新,方剂精简、用药轻灵。张氏脉学理论与脉诊方法对脉诊渐被忽视的当今中医学界亦有很大的学习借鉴及思考的意义。其临证方药对当今过用大方、久方的临床实际情况亦有很强的反思意义。

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2271例

目的:评估在中医热病理论指导下,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和方法.方法:通过对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三个阶段的回顾,分析其成功的内在因素和诊治特点.结果:随着中西医结合的不断完善,重症胰腺炎非手术治疗率不断提高,三个阶段的并发症,病死率(40.52%,17.17%,10.36%)和手术率(40.52%,17.17%,10.36%)均明显下降.结论:中医热病理论较好地诠释了以益活清下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方法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国医大师夏桂成运用“阳化气、阴成形”理论防治子宫内膜息肉经验

子宫内膜息肉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基于《黄帝内经》“阳化气、阴成形”理论,认为子宫内膜息肉属本虚标实证,病机为心肾阳虚,气化失常,瘀滞胞宫,治以温阳化气法,结合补肾调周法,并创立温阳化气方,于经前期阳长之时,采用温肾助阳,化气消癥之法,以期“六阳”到位,实现重阳转阴,恢复子宫功能,促进行经期子宫内膜瘀浊及水液排净,减少子宫内膜息肉的复发。

从“脾胰同源”论血糖波动的中医辨治思路

2型糖尿病以波动性高血糖为特点,促进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发展。目前,临床实践中,减少血糖波动是血糖控制的重点,更是血糖控制的难点。中医学关于"脾"的概念是一系统功能的概括,从解剖、生理、病理学方面分析,包括了现代医学所指的"胰"的功能,即"脾胰相关"或"脾胰同源"。作者认为,根据"脾胰同源"理论与脾虚致渴的理论基础,"从脾论治"糖尿病作为中医药减少血糖波动、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