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挑战与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所增加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改革成果的吸收,体现了行政处罚全过程公开的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负面评价,其公开将对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在信息化时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强化惩戒效果和教育社会公众的重要手段,亦是实现公共预警、进行风险提示的有效举措。立足既有规范依据,对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判定应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例外的判定还应结合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细化公共利益保护、当事人同意、惩戒效果强化之理由,同时禁止侮辱性公开,以明确隐私保护的界限。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解释与建构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限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公开,其立法目的在于监督执法和风险预警,但伴随着行政机关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功能逐渐异化为“羞辱式”制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功能的变化导致制度本身应当被反思,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概念认定却未在法律规范中予以明确。然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认定应结合区分处罚对象社会身份的主体标准,违法行为侵害范围的领域标准和社会影响存在形态的状态标准等多项指标综合判断。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载体应以互联网公开为主,以纸质公开为辅,并限制网络平台的复制、转载、截图、评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应对自然人和企业分别采取隐名公开和显名公开的方式,均对敏感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期限还应围绕不同情形、对象、特点设置差异化期限。

行政复议决定公开内容的检视与完善

新《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七十九条确立了行政复议决定公开制度。行政复议决定公开制度是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关系到社会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新《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复议相关的法规并未就行政复议公开内容的范围进行详细规定,基于各地实践探索情况,行政复议决定公开内容目前主要存在公开内容款项、公开详细程度以及公开中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程度等问题,同时,行政复议中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果和行政委员会的咨询意见,是否应纳入行政复议决定公开的范畴,亦是推进行政复议决定公开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行政复议决定公开制度的功效,有必要规范行政复议决定公开的内容,并将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结果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一并公开,以完善行政复议决定公开的法律依据体系。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条件的规范性解释与适用路径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条件,对行政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最大限度减少对被处罚人的不利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由绝对公开走向相对公开基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变化,也是知情权与隐私权辩证关系认识的演化,同时也因为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标准与适用路径,在综合考虑事件社会关注度、公众利益受损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应采取分类处理、梯度公开的策略,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以确保公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行政处罚中违法事实公开的法律规制

行政处罚中违法事实的公开具有必要性,体现为强化行政管理手段、平衡公共与私人利益、传承伦理文化三个方面。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行政法规范缺乏对其统一的界定,导致行政执法实践中容易出现一定的混乱,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故应结合行政执法实践,建构科学的违法事实公布体系,注重违法事实公开后的相应救济与“再监督”机制,平衡警戒与隐私保护作用之间的冲突,并进行“被遗忘权”的相关实践。

论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现有理论解读过度美化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背后动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单单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向善举措,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公民监督依法行政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是无法交给行政相对人的,相对人也不可能行使任何选择权限。实际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更多的是一项规制工具,是作为“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的,是由互联网兴起的时代背景和行政组织法的内生突破共同助长的。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和其他制裁行为一样获得规范化。我们应努力从“权利”视角转换至“权力”视角,改变现有监督依法行政的目的认识,充分运用行政法基本原理,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设置全方位控权机制。与此同时,“权力”视角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工作,也应做根本性调整,如“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缩解释、公开无需匿名等等。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宪法约束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仅具有规范执法活动和建设透明政府的内在逻辑,而且其制度目的包括满足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但由于公开的方式、内容不同,此种信息公开隐含了侵犯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条,作为隐私权的宪法依据,共同搭建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隐私权作为一项事关个人生存、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个人发展、保护个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权利,不应当被随意减损。以对一起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公开为例,从合法性和合宪性角度对该公开行为进行考察:合法性要求公开主体、程序、内容等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宪性更要求公开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符合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具备合理性。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合法性存在瑕疵,并且在必要性和均衡性方面值得商榷,不能给予合宪性认同。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为分析对象

从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来看,存在着公开实践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合、公开形式不一致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出现的一项关键原因是公开的责任主体即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没有清醒、足够的认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坚持公益和私益各自最优化的原则基础上,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只能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不宜采取全部公开的策略;二是在公开形式上,应采取全文公开形式,不宜摘要式公开;三是应对涉及个人隐私等因公开容易受到伤害的合法权益信息作出技术性处理。此外,可以从行政处罚所涉领域或事项以及适用程序等方面对“一定社会影响”标准作一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设计。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数治”对“法治”的挑战及其协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服务的高效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可分为业务办理型“数治”、行政决策型“数治”和数据开放型“数治”三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应必须是在“法治”的规范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业务办理时,不仅应适格的履行服务职能,其还应对保存的数据适格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行政决策时,“数治”的具体规则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实践应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数据开放时,其应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确保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维护。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的裁量权及其规范路径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规范行使处罚权,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风险警示和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价值。行政机关依法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本质上属于公开政府信息而非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公开不应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二次处罚”。在明确行政决定公开制度的性质与功能的基础上,应当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公开中和公开后的行政裁量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行政机关应当嵌入提前告知程序和专家咨询程序,并对行政处罚是否“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进行事前审查评估。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民商有别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建构分级公开机制,界定不同类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内容的范围和起算时间点。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设置内外并行的监督机制、确立决定公开持续时间和有效的纠错机制,保障该制度“售后服务”的有效开展。

档案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宪法规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具体适用,旨在监督制约公权力的运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57条第2款的规定,《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34条第2款规定了档案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但囿于《行政处罚法》《档案法》的原则性规定以及行政法规《档案法实施办法》未及时修订,该制度适用存在着法律属性不明晰、适用情形不清晰、负责人范围不具体、讨论程序时点不统一、会议记录不规范等现实困境。文章认为应当从明晰法律属性、细化适用情形、框定负责人范围、规范集体讨论会议记录等五个方面进行规范,以充分发挥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功能。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完善对策研究

行政处罚法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有助于发挥对行政相对人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公众的警示作用。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存在着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尚不明确;公开机制有关规定尚不完善以及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笔者提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针对的客体的分类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从公开内容的限度、时限和程序方面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有关规定进行完善、畅通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等完善对策。

行政处罚决定为何不需要全部公开?--新《行政处罚法》第48条的正当性解释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究竟要不要公开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争议较大,立法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先前的“绝对公开”立场,最后调整为“相对公开”。从根本上来说,与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同,行政处罚决定是一项否定性的个案评价,涉及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立法者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必须保护公民隐私权。因此,立法必须很好地平衡二者之间的位阶关系。对此,新法第48条最终确立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相对公开立场。该立场很好地平衡了公民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准确定位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制度目的,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

行政执法信息是否公开在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没有明确的答案,学术界和实务界也众说纷纭",隐私"一词由于在我国公法领域不包含个人身份基本信息,故个人身份基本信息不属于不予公开的范畴,但是由于其特殊性,应该区分情况进行公开。首先,应对行政处罚信息作区分处理,违法行为信息应该主动公开,个人身份信息应该由利害关系人依申请公开,媒体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公开行政处罚相对人的身份信息,一般情况下,应有所限制。

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机制探析

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不仅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力措施,还承载了行政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正当性与提高执法公信力的价值预设,而且也严重影响到行政处罚相对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与救济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使与实现。为实现功能型公开与权利型公开的综合目的以平衡不同主体利益,区分执法情形规定不同执法主体在统一平台公开处罚信息、采用遮盖式公开以确保客观事实法律事实与公开事实的一致性、确立人大监督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制度、撤销处罚决定时行政相对人可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是推进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亟需的重要机制。

论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构建:理论、问题与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具有全局性,往往对特定多数人或者团体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容易酝酿重大社会稳定风险,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行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存在着评估主体不适当、追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运行,束缚了该项制度的功能发挥。鉴于此,在构建科学的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中,应当健全评估主体制度,明确评估的责任主体和问责方式,提升评估程序制度的法律位阶,完善评估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评估报告说明理由等具体评估制度。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如何提升政府应对风险、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成为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食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规制中,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似乎尤为困难。因为多种情况之下,风险规制的依据是专家的科学知识,结果仍然会引起公众对于行政政策以及专家的不信任。对此,在行政决策中平衡科学与公众参与两种力量日益重要,即"科学"民主化的问题,既强调专家的作用,又要使之与公众交流沟通。科学民主化事实上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关于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研究

目的为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提供合理化建议。方法从法理上分析了行政信息公开与公众利益的相关程度,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信息公开的成本等标准,以区分药品行政处罚信息的具体公开范围。结果与结论建议采取逐步实施、适度灵活、科学分类、定期简报等药品行政处罚的信息公开策略。

论行政决策公开——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

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来看决策公开,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有效实施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民主动力。决策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鉴于此,决策公开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决策公开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因此,除了应遵守信息公开的通行原则外,决策公开还应遵守其特殊的原则。同样,也应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流程的视角来确定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

面向行政处罚的智能决策系统开发及研究

在行政法律领域中,人工智能与法律有着天然适应性。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决策处罚不公正、证据保留不充分、行政处罚过重等问题,将决策支持系统应用到行政执法过程中,辅助处罚决策,以便对行政案件进行快速、公正的处理,避免二次事件的发生。考虑智能决策系统的处罚正确性提出基于模糊神经网络和案例推理的专家分析系统,集行政执法的高效率与公平性于一体。面向行政处罚的智能决策系统引人了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和高木关野(IS)模糊模型进行系统构建。基于模糊推理模块与模型训练方式,对执法的输人量进行处理;根据输出量指导案件的处理,结合处罚相关的专家知识,保证输出方式符合实际的决策意图。通过模拟测试和分析,试验结果验证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高效性与正确性,阐述了违法情节与违法危害程度对处罚结果满足正相关的关系,具有行政处罚参考意义。开发的面向行政处罚的智能决策系统将成为行政裁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