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L表格联合案例讨论教学在新生儿科新入职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KWL表格联合案例讨论教学在新生儿科新入职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KWL表格联合案例讨论教学法对新生儿科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入职的49名护士进行培训,比较培训前后他们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患儿管理考核成绩,并进行培训效果满意度调查。结果 培训后,49名新入职护士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患儿管理考核成绩均高于培训前(均P<0.05)。培训效果满意度调查显示,培训内容选择、培训计划安排满意度较高。结论 KWL表格联合案例讨论教学法能提高新生儿科新入职护士理论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水平,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对患儿的管理能力。

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文论学界的一个渐渐明朗的思潮,即“去西方中心主义”。以近年来的若干现象为观察对象,分析了这一思潮不仅体现在明确的宗旨、口号和主张上,而且体现为深入的学术史反思,以及实实在在的考证材料和重建批评历史的工作中。认为,求用和求实相互歧异的两种学术取向,在这一思潮中的联手合力,有利于从单一的知识逻辑中解咒,有利于本土文学思想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参与当代文化实践,有利于中国文论在21世纪的正名。

戴望舒的诗论

文章扼要评述了戴望舒的诗论。指出由于融化了中国传统诗学、西方现代诗学和诗人自己的创作经验,其诗论颇具匠心独得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片面化和绝对化的缘故,其诗论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的理论失误,是将诗的内容和形式截然分开,并滑向了“内容惟一”、轻视形式的偏狭。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

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系统中:在论量形式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条线索,即杜甫《戏为六绝句》论诗形式的承传、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诗形式的承传及吴可《学诗诗》论诗形式的承传;在论量内容方面,则表现为两条线索,即偏于评诗论人的承传和偏于谈艺论理的承传。上述五条线索,组构出了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理论批评空间。

论香港新诗的文体生态及香港诗人的诗体观念

香港新诗呈现多元化面貌,学院派诗歌较繁荣。香港诗人的"身份"和香港诗歌的"生态"具有特殊性,以"都市诗歌"为主要成分的香港新诗在"大陆诗歌与台湾诗歌"的"压抑"下,又试图"扩张"。香港是"一国两制"的"特区"。政体上的"合"与文体上的"分"形成"对抗"与"和解",这种特殊的诗歌生态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诗歌的一国两制"。香港新诗建构"自我意识"及"主体意识"的参照体通常是大陆新诗和台湾新诗,但是本土诗人普遍接受了西方现代诗的影响,比较强调本土意识是香港诗人的鲜明特色。由于诗体资源丰富,香港诗人,尤其是学院派诗人的诗体观并不极端。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诗体资源的丰富性导致香港新诗的文体多样性,为整个华语世界的新诗文体建设,特别是全球化态势下的移民性写作提供了经验。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青年思政工作的新形态新动向

当前我国的青年思政工作涌现了许多新形态和新动向,各级部门都在充分利用新媒体、新科技、新思路为青年思政工作创新风.一直以来意识形态的工作,都是国家层面非常重要的工作;青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而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更是重中之中.研究了当前我国青年思政工作中的新形态和新动向,为弘扬及培育我国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操性的助力,且有利于巩固与建设青年思政工作中的创新型实践成果.

国内外城乡形态问题研究述评——兼论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

城乡形态问题研究是区域科学、经济地理及规划建筑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不同时期国内外不同学者立足不同研究视角就城乡形态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成为新时期中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借鉴。本文对国内外关于城市形态、乡村形态问题研究的已有成果及其思想演变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述评,并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理论讨论与实践反思。

从《草莽集》看朱湘新格律诗的特点

朱湘诗歌成熟期的代表作《草莽集》典型地体现了新格律诗派的流派特征,而且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在中国新诗从自由体诗向新格律诗转型道路上做出了许多独特的有价值的探索,尤其对新诗的形式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草莽集》中的诗音节和谐优美,形体圆熟美观,严谨而又富于变化。

新诗应该加强诗形建设

诗形是诗的重要文体标志,是诗体的主要成分。好的诗形不仅自身具备诗美,还能帮助诗人更好地表情达意,增加诗美。新诗的形体美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征,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新诗人的一定重视。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当代,由于新诗的历史,特别是形体建设及唯美写作的历史没有发生断裂,又受到西方诗歌重视诗的形体的观念甚至具象诗的影响,台湾比大陆更重视诗形建设。大陆的网络诗歌没有像台湾那样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手段进行创作,只是基本实现了网络诗的发行功能。大陆诗形建设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诗人学者既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体",更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形"。

形式转换与诗歌语言问题

新旧形式转换之际,汉语诗歌实际上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代诗歌语言应采用白话还是文言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诗体形式问题;二是新诗语言与日常语言、散文语言的区别及其创新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应对过程,构成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一个环节,同时形成新诗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

分行:新诗形式革命的反思

分行是现代新诗形式变革的重要成果,在新诗被介绍进入中国一百年之际梳理新诗的分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诗的分行与古体诗的"顿"有相似之处,但分行比"顿"形式变化更加丰富。新诗分行的分析可以从怎么分,分几类,以及分的作用即标准、分类及功能三个方面来讨论。新诗分行的标准是情绪和节奏;分行的类别从手段可分为段内分行和跨句分行,从目的上可分为规律分行和无规律分行;新诗分行的功能可分为构成特定的格式和形成特定的节奏。

20世纪20年代“新诗集”序跋中的新诗本体观

诗集序跋历来是记录与传播诗歌本体观念的重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许多诗人或评论家借助“新诗集”的序跋,描绘他们建构新诗本体的诸种理想:就诗形而言,既倡导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的自由体新诗观念,又不忘对新诗格律体的探索;就诗质来说,从“情感”“经验”“真实”等入手,多向度地规训新诗的思想意蕴与精神品格;就诗言而论,致力于破除旧诗“雅言”体系,确立以白话和方言俗语入诗的语言范式,同时对新诗“诗家语”做出初步探讨。草创期的“新诗集”序跋及时总结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着重阐发新诗本体观念,有力推进了新诗创作与读者接受。

象征的浪漫之维——冯至的诗学及其文体建构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译名与诠释——重审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汉语新诗体式探索与新诗大家——历史的回顾与启示

和散文、小说的"无定式"相比,诗通常会形成某些特别适应时代审美心理的体式。相对稳固、可大量"复制"且广泛接受的形式,往往就是当时普遍性审美心理的"外化"或者形式化。新诗体的形成,通常是对普遍性审美心理的有效捕捉和艺术把握,是诗人与读者实现高效融通的心理默契。汉语新诗四行节、八行节最为常见,其中一些组合形式或许会逐渐成型,经由读者和时间的选汰,逐步形成"可复制"的基本体式。双节对称形式不但出现频次高,受欢迎程度亦高,很可能是目前较为成型的新诗体式之一。与体式构建相关的诗歌韵律,可分为基本标准、高级标准和严格的标准("超级标准")。与宋词一样,新体的创制以及创造性运用,也必将成为新诗大家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