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试论林伯桐的汉宋兼采思想

林伯桐是晚清岭南地区知名学者之一,但是历来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其思想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提倡"道一"观,对于汉学和宋学的分歧提出了平议汉宋的思想主张,在考据、义理、文辞、学问诸多问题上都给出了贴近其时代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基本概况,对于其同乡后学陈澧发扬汉宋兼采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林伯桐是岭南汉宋兼采思想承先启后式的重要学者,学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

清中叶以降,汉学渐兴,考证学风弥漫学界,由经学而扩展至子、史、文辞之学,也吸引了一些宋学家兼采或转治汉学。但宋学的影响却如静水深流,这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一些汉学家族的科举成就得益于理学陶冶,今文经学家多汲取、调和宋学,理学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汉学世家调融汉、宋的取向。在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陈澧文学思想探论

近代著名学者陈澧,所作《东塾读书记》享誉海内,对近代广东学术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今人一般将陈澧视为经学家、思想家,对其文学思想则较少关注。陈澧虽无专门的文论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记、书信、文评、序跋中,他的文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陈澧在经学上持汉宋调和的立场,其文学思想"本之于经"对当时文坛上的各种矛盾基本上持调和折中的立场。对陈澧的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沟通骈散和反对时文的文学思想进行剖析,认为陈澧的文学思想在近代文论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烙印极为深刻。

清人汉学著作六种提要——兼谈清代学术的会通特点

在清代蔚为大观的汉学著作中,《汉儒传经记》(清·赵继序著)《汉学师承记》(清·江藩著)《汉学商兑》(清·方东树著)《汉学拾遗》(清刘台拱著)《经学历史》(清·皮锡瑞著)《今古学考》(清·廖平著)6书,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本次刊布的6部清人汉学著作的提要,其内容包括作者简介、著作介绍、价值意义与版本信息等。有清一代的学术,虽然汉学与宋学曾经一度势同水火,但实则又有“会通”特点,即会通汉学与宋学、今文学与古文学、中学与西学。所谓“会通”,其实也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刘台拱学行考述

刘台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扬州学者。受其家学影响,刘氏对宋学的态度与时彦颇为不同。他服膺程朱,精研义理,在学术宗旨上不为汉宋门户所限,汉宋兼采。治学上专精而又会通,深于礼学。其学行在当时学术界乃是共相推服,名望隆重于一时,开扬州一带学术之风气。

菊坡精舍与东塾学派

菊坡精舍是晚清广东著名学者陈澧的讲学之所,是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的主要阵地,对于晚清广东地方学术文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菊坡精舍的主事者、弟子、菊坡精舍的学术取向、菊坡精舍的教学与陈澧学术的互动等方面出发,揭示菊坡精舍与东塾学派的关系,并指出汉宋调和、融宋学于汉学既是东塾学派最大的学术特色,也是菊坡精舍最大的治学特色。

清代皖派《论语》诠释特点论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由清初反对宋学空疏的经世致用转向尊古崇汉的考据实证。吴、皖两派并世而出,在《论语》诠释方面充分彰显出时代特质。精于名物是皖派区别于吴派的主要特色,崇尚古注是皖派与吴派最为相近趋同的诠释特点,权衡汉宋、不别古今是皖派区别于吴派最为突出的诠释个性。皖派《论语》诠释以训诂通义理,由"求古"趋"求是",成就显著、影响深远。其学术风格受时代风潮的熏染孕育,亦与独特的学术渊源和地域环境密切关联。

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

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是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桐城文论是肌理说的理论直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