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的伦理意蕴及道德自觉性——朱子论“人禽之辨”的新视角

朱子在“人禽之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严格遵守先秦儒者以仁义道德区分二者的路数,而是转向从“理气”的视角展开讨论。在理气的视域下,朱子又提出“推”这一概念。认为人因气清且正,所以能“推”;禽兽因气浊且偏则不能“推”,即以“能不能推”作为人和禽兽不同的关键,并以此确立人的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朱子言“推”不但具有“扩充”义,而且更具反思和觉解的涵义,即认为人是循着天理而为,能够将己之物事推将到他者的场域;另一方面,还表示人对事物及己之实践具有反思性,此是道德创造性之活动。而禽兽的活动则只是按照生理本能的顺性活动,并不能知晓其何以如此。这是朱子在人禽之辨问题的创新和贡献。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哲学体系,乃至宋明理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助益。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晚清重臣张之洞鉴于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基础出发,呼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满汉矛盾,尽早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但是,由于皇族擅权、亲贵用事,满汉矛盾不见消解,反而日益尖锐,国事不堪收拾,终至崩溃。张之洞虽身为枢辅重臣,眼见亲贵并出,国事日非,却在专制体制的钳制下谏诤无效,一筹莫展,最终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荀子人学思想建构的三向度

荀子扬弃先秦人学思想,自成新的人学思想体系。荀子人学思想建构彰显清晰的向度思维:天人观奠定其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性假设成就其人学思想基础;"化性起伪"实现了荀子人学思想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情文礼法备至凸显荀子人学思想的价值设定。

荀子：统摄天人之道的系统哲学家

荀子哲学思想具有整全性和系统性特征,因此有必要将荀子作为一位系统哲学家来探究。为将荀子理解为系统哲学家,首先必须将其视为一位分析哲学家。这一点得益于已故哲学家柯雄文的相关研究。而整合荀子的分析方法和系统方法,以使我们对于荀子比以往有更加充分而深入的认识,同时进一步揭示荀子体现在其人性、语言、知识、道德和政治治理五位一体主张中的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的宏阔视域,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及当前学界一个颇具启示意义的研究理路。这一研究理路,对于全面、完整、公允地认识和评价传统儒家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孟子的天人相分思想

孟子不仅有天人合一思想,也有深刻的天人相分思想,其性善论哲学正是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相分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在主宰之天面前,人可以对天的意志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违背天意;在命运之天面前,人可以发展自己的内在人格世界,修身俟命,采取天与人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的态度,这与郭店楚简中的思想极其相似;在自然之天面前,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

论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鲍西亚与简·爱

创作主体的性别铭刻和折射在文本中构成文本的不同性别内涵:鲍西亚和简·爱两个经典女性形象的外貌差异是作者不同性别意识的流露,其反抗精神体现着不同性别内涵,其对传统性别关系模式的接受程度也是作者性别观念的反映,此外,在不同性别文本中,视角以及叙述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

析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体。关于天人之际的关系,《易传》提出“天人合德”的思想,之后子思、孟子、荀子都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宋代的张载,则将其发挥成为“天人合一”的本体宇宙论,这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有其历史的根源,也反映出早期中国的民间信仰,但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的主流。

论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

孔子的天人关系中虽然还有一定神秘色彩,但是人文德性的认识乃是其中主流。子思学派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通过“天命之谓性”等观念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但子思学派在心性和工夫的论述方面比较粗糙,无法将天人的贯通完美实现。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十字打开”,一方面通过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天人关系更好的证成了天人之道的贯通,另一方面完善了内在的德行修养功夫,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予以了真正完成。

荀子天人关系观略论

荀子的天人关系观是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学术界对此的看法和评价也多有分歧。从天的涵义、明于天人之分、知天与不求知天、制天命而用之等方面对荀子这一重要思想作了辨析,希望能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其原意。

女性救赎之路及其困惑——从毕淑敏《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谈起

在男权话语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当代话语框架下,女性作家毕淑敏力图通过对笔下的女主人公贺顿作反传统的刻画,使主人公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凸现女性主体,达到对女性社会性属的再建构,消解已有的女性在社会的第二性别。但其在叙述过程中对身体表述的自我怀疑,又造成了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出现难以突围的困囿,而这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男权话语秩序的顺从。

交通行为控制的对象及其特性分析

本文引入了交通行为控制的概念,明确其控制对象是交通中的人,以同交通系统控制区分开来。首先,借鉴行为科学、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对人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了以"交通人"的概念来承载交通行为控制对象的共性,明确了"交通人"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承载的有关人的性质的假设,并简单阐述了各项假设的意义;其次,通过探讨"交通人"与出行者的区别和联系,明确了"交通人"存在的时空范围;最后详细阐述了"交通人"存在的三个阶段:出行准备、出行中、交通行为回报阶段,提出交通行为意识、交通行为规范和交通行为回报对出行中的交通行为倾向性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王船山天人之辨与体用思想探微

体用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核心面貌。而重新发现天人之辨无疑是明末清初儒者们借助于阳明心学的体用思想向先秦回归的重要环节。王船山天人之辨的核心要义是人须当明了其知识的限度与可能,强调的是整全之体本身不可能被知识完全把握,并通过"体本无体"与"体用相生"的结构,既保证儒家由天而来的价值基础不会动摇,同时又不会让人妄与天同,走上异端或心学狂禅之路。

荀子“类”观念及其在经典诠释中的运用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类"观念及其"知通统类"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正声"或"雅声"为标准的文艺批评观。用"虚"、"静"、"壹"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艺术,把五经的不同艺术特色作了划分,为儒家经典典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荀子“类”观念及其在经典诠释中的运用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类"观念及其"知通统类"之道的基础上,把五经的不同艺术特色做了划分;提出了以"正声"或"雅声"为标准的文艺批评观;将"成文而类"看成言辞辩说的最高标准。荀子的这一贡献,为儒家经典典籍及经典诠释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当代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大量的土地开发,使老城市中原有的基础设施和人文景观面临结构性改造,或是被拆除。城市开发与城市的特色、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许多城市正面临着新的选择和挑战。对此,应保护传统城镇特色,结合中国传统自然观中的社会伦理、重自然的思想,重新审视城市发展当中的误区,寻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包括对城市化进程中人文关怀、保护历史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特色和地方地理特貌等各个景观类别,研究当代人与社会环境、社会资源配置及城市开发的思想定位等。

“排满”革命与清末制度变革

清末的制度变革是在"排满"革命压力下启动和逐步展开的,虽然清政府顶住"排满"革命压力,加快立宪步伐,并以"大民族"民族主义思想推动制度变革,但是"排满"革命使平"满汉畛域"逐渐形成了话语霸权,并进而对立宪改革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预备立宪"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不再是纯粹为促进宪政服务,而更多地成为平衡满汉权力的工具。合法性资源远远不足的满族"少壮贵族"在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终滑入"路径依赖"的轨道。

全球化视域下我国个性化教育发展探究

以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人的跨区域融合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教育变革和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呼吁教育必须面向全体,面向未来,培养张扬个性、充满活力的新人。为此,未来的教育应当取向个性化的学习时代,让每一个孩子都进入合适的学校,接受因材施教的教育,都获得人尽其才的发展机会,以促进社会更加人性化、生活更加舒适化、环境更加生态化,真正实现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教育目的。

生态理念的闪光——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现代辨析

从荀子生态理念的基点着手 ,提出其生态理念的哲学命题 ,进而阐明了其生态理念的社会构图 ,最后落脚于荀子生态理念的现实意义。

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看人与自然

不论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天人相分”,都没有处理好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天人合一”一味强调人类必须顺从自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所事事,缺乏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而“天人相分”则一味强调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虽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吸取两者之精华而摒弃其糟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生态理念的闪光——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哲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从儒学的角度对荀子的研究较为深刻 ,但对其生态理念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现代文明激发了作者以《荀子新注》一书为源本从四个方面去挖掘其生态理念的闪光。从荀子生态理念的基点着手 ,再提出其生态理念的哲学命题 ,进而阐明了其生态理念的社会构图 ,最后落脚于荀子生态理念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