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重构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其社会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特征之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存在着深邃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功能作用。司法机关在介入农村纠纷时,必须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必要的尊重。但是,农村发生的变化已初步奠定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基础,正式司法制度可以越来越多地依赖一种合法化的设计,为调整变革中和变革后的农村现代关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调节。

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基于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现状,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以理性人为前提,用成本和收益理论分析了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各种解决机制———和解、调解、诉讼与信访的运行情况。结果发现,现行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诉讼机制成为当事人的劣后选择;当事人过分依赖调解与和解机制;信访机制被架空等。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诉讼机制的各项成本均偏高;强制执行力的不足导致和解及调解机制存在收益偏低的风险;信访成本收益的失衡导致农民将其视为最差选择。最后提出了构建成本较低且收益较高的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建议:针对标的额小的婚姻、继承等家庭纠纷和债务纠纷,主张采用调解或者和解机制;针对"利益大"的一些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等问题,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再诉讼;针对农村黑恶势力的案件,以诉讼为主;万不得已才选用信访。

农村土地纠纷的社会基础及其治理思路

研究目的:探究农村土地纠纷大量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治理思路。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资料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基础.包括政治的、经济的、观念的、行为的、制度的和体制的,只要这些基础和条件存在,农村土地纠纷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因此,解决农村土地纠纷远非事后救济以及救济方式的选择那么简单,而需要深化改革,逐步消解体制性矛盾;完善法律,合理界定利益边界;正视现实,实现制度兼容;尊崇法治,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结论: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应致力于消解纠纷产生的社会基础。

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

乡村振兴是农村提质增效、城乡协调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而乡村振兴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是否协调发展。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线性拟合等方法,研究1996-2017年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二者协调演进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向好,从中度失调为主向临界协调为主转变,2010年作为分水岭,农业产业多元化指数实现从滞后于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指数到二者曲线渐趋接近状态;省域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度由"离散型"演化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协调空间演变是受到路径依赖、人才技术、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资源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优化的对策建议。

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以宗族调解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与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差异。通过比较转型期农村社会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具体方式——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可以看出它们各有优劣,但在运作过程中却不相协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法治与自治的关系出发,一方面,实现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的协调统一,必须要处理好法治与自治中司法权与当事人自治权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使非诉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得以有效运行,要尽量协调好法治与民间自治相对应主要依据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非诉讼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农村正处于纠纷频发的多元化时代。以协商、调解、仲裁为主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仅符合农村社会的现实,还能弥补诉讼功能上的不足。为应对多元化的农村社会矛盾和纠纷,必须加强非诉讼解决方式的规范化建设,赋予其权威,建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

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基于福建漳州经济开发区大径村的实证调查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农村村民之间的纠纷既体现为传统的"熟人"之间的接触型纠纷,也有大量的"陌生人"之间以利益为表象的的侵害型纠纷。与此相适应,对于农村纠纷的解决,既不同于以单纯以法律为评判标准的现代司法纠纷解决方式,亦不再是以往传统农村运用礼义等规则,通过内部权威来解决的方式。在当前的农村,应通过司法和行政等正式制度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重大纠纷,同时,完善基层自治组织的调解制度,加强私力调解等乡村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此化解村民之间的接触型小纠纷。

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浙江青山村的实践与启示

十九大报告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强调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但在实践中仍缺少社会资本与公众广泛参与的成功案例。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设立的乡村水源地保护项目,通过成立水基金信托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一方面,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并用,激励农民参与生态保护并获得基金分红,控制了面源污染并提升了水质;另一方面,水基金信托出资成立企业,在挖掘当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设计了多样化的商业项目,盈利后反哺社区,同时引入其它丰富的业态来共同助力乡村振兴。青山村的实践可以为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是以生态保护促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顺德乡村聚落集体空间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分析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其漫长的水乡聚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聚落集体空间,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访谈,对其空间演变因素进行归纳,并剖析其集体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显示,宋至民国时期,顺德乡村聚落的发展受到农业水利、经济贸易、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其空间演变经历了从零散分布、功能集聚到跨区融合的发展阶段,分别对应均质点状、多中心网络及集体空间三种空间形态。总体来看,顺德乡村集体空间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表现出基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地域性与社会性,是其传统乡村聚落空间整合与重构过程中一项重要特征。因此,在当前乡村转型面临治理主体地方化与管治模式多元化的趋势下,关于顺德集体空间中社会结构与地域认同的研究,对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及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枫桥经验”的新时期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

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趋势,而"枫桥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化解基层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通过对"富有基层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剖析,深入把握"枫桥经验"的精髓,建构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