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视野下普职分流的思考与启示

认同普职分流的观点主张普职分流有助于学生就业,有利于教育公平,有助于提升教育教学效率。反对普职分流的观点认为职业教育的专业对应的是社会底层的职业,依照才能选拔并不公平,不利于职教学生的发展。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普职分流只是影响职业分层和教育公平的因素之一,它还受到社会、家庭、认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推动现代教育体制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错位发展,完善普职平等的教育制度,优化按劳分配的薪酬体系等措施,确保实现普职协调发展。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综合高中发展的行动逻辑、历史镜鉴与推进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综合高中是增强教育多样性和选择性,以适配学生个性发展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是推动职普融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路径;是奠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人才,打牢学生多维知识结构和技能基础的重要载体。我国曾开展过两次综合高中试点改革,均未取得理想成效。新时期发展综合高中要以史为鉴,遵循服务建设教育强国的行动逻辑,推动高中阶段教育的系统性重构、整体性重塑和机制性重建,从加强顶层设计、设置核心课程、建立独立课程体系、地市为主优化资源配置、完善配套制度保障等方面系统推进。

高职思政课体现类型教育特色的路径探赜——基于对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政课要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要求,特别是“多样性”的理论要求为高职思政课教学体现类型教育特色提供了理论遵循。文章依托“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提出了高职思政课体现类型教育特色的内涵,并分析了高职思政课体现类型教育特色的现实需求:既是提升思政课适应性的必然要求,又是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的题中之义。据此提出高职思政课需要通过兼顾育人目标、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依托企业平台来实现高职思政课体现类型教育特色的理念。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牵引、逻辑解析与实现策略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应对外部数字经济环境变迁和内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围绕“国家、社会、院校、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资源”等多维内容实施的系统性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变革与创新过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始终秉持着实现战略设计、满足现实诉求与构建未来场景的多重目标,而驱动目标实现的价值逻辑、技术逻辑和迭代逻辑贯穿于数字化转型全过程。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以政策先行,指引转型方向标;资源匹配,提供转型动力源;多元协同,构建转型共同体;应用为王,落地转型新生态。

普职分流:来自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使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替代了“普职分流”,引发了我国关于普职分流本身及分流时间和分流方式合理性的讨论。梳理德国第一次普职分流的历史进程、分流时间、分流方式发现,德国的普职分流综合考虑了学生成绩、教师推荐和家长意愿三方面。德国的普职分流是为了缓解竞争、社会托底以及保证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德国经验对探索我国普职分流方式、分流时间等均有借鉴意义。

学生视角下的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实施现状、问题表征与优化路径

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既有理想层面的育人价值,也有现实层面的实施困境。基于学生的视角,通过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发现,目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设计和实施存在三个问题: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意义认识不够,通识课程设置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通识课程师资水平有待提高。未来应注重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设计,建设具有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提升通识课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打造高素质通识课程师资队伍;完善师生并重的多元评价机制,赋能通识课程的优质高效。

教育强国视域下高中多样化分类管理的逻辑理路与优化机制

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在基础教育。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阶段,其发展质量是关乎教育强国基点稳固的关键。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是教育强国背景下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变革。当前,高中多样化发展面临着学校隶属关系不清,多样化考试制度不完善以及“职普融通”缺乏配套保障机制等困境。促进高中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筑牢教育强国建设基点,亟需构建高中多样化市县结合管理体制,建立多样化招生考试制度,优化专项“职普融通”管理机制。

网络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引导分析

当今社会,已进入全媒体时代,面对复杂多样的媒体展示平台和纷繁复杂的舆情信息,如何在校园网络平台示范、引领和辐射度提升的同时,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在海量的信息中的辨别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成为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挑战。在此背景下,该文首先介绍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显著特征,以及网络舆情的产生与演化历程,然后分析高职院校网络舆情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在网络育人背景下建立舆情引导机制,有助于促进高校舆情引导工作高效运作,进一步增强网络育人实效,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和而不同与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理性逻辑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作为同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身处其中“应有所为”且能“大有作为”。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空间视域下可诠释为精神空间的求真求善式发展、社会空间的优质均衡式发展、自然空间的共生持存式发展,是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旨归所在。作为有别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服务共同富裕所对应的三维空间高质量发展时应立足于自身“和而不同”的功能属性,通过对高质量发展主体意识层、社会发展层、环境支撑层的精准发力,实现供给角色的类型化转型。未来,职业教育应以落实厘正“道与器”的理性教育、兼顾“富与均”的生产教育、贯通“用与创”的生态教育,稳固共同富裕实现的精神点、行动面、时间线,将自身类型化发展嵌刻于共同富裕实现的伟大征程中。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中的难题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中等教育阶段,被一些学者称为教育中的“癌症”,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完美解决。我们目前的中等教育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的结构,有点像欧洲早年的双轨制,但却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后来教育发展过程中使公平问题逐步有所改观。这主要表现在选拔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过于刚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转换缺少便利性、过于激烈的教育竞争引发的社会焦虑日益凸显等方面。与此相关联的高等教育中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也受到影响。在课程领域,僵硬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以及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太低,都既严重影响职业教育发展,也影响普通教育发展。因此,在促进公平、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弹性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向渗透、企业和政府积极参与等方面,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普职分流应从何时开始?——与姚洋教授商榷

职业教育对教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直接关乎人才培养、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在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精准定位职业教育,精准厘定普职分流的起点,适应教育改革的客观需求。对此,社会各界对普职分流的起点应是中考抑或高考均有争议。实践证明,高考分流可以规避部分人才埋没现象、暂缓学生及家长的焦虑、提高从业者专业对口度,但难以保障技能人才质量、可能加剧过度教育;中考分流可以改善学生学习体验、给更多选择、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但将压力前置,不利于社会的合理流动。二者各有利弊,相比之下,后者仍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因此今后仍需着力提升认识水平、加强政策供给,共同助力职业教育发展。

“双减”背景下“职教高考”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建构策略

“双减”背景下,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与日俱增。建立“职教高考”可畅通职业教育上升渠道,缓解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分流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取的焦虑,使“双减”与高考相向而行,缩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毕业生差距。基于以考促学的文化土壤,国外职业教育选拔的经验利弊和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环境,现阶段我国设立“职教高考”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十四五”时期是建成“职教高考”制度的关键节点,应结合试点经验,完善制度顶层设计;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建设;落实“双减”政策,引导学生合理选择发展路径。

职业教育生源质量的制度分析——兼论职业教育招生制度体系构建

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指出职业教育生源质量受中高考等正式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等非正式制度双重影响,并在职业学校的理性选择中陷入负向循环。但随着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职业教育具备了改善生源质量的现实条件,因而提出打造双轨发展的普职分流招生制度、构建普职各有特色的非正式招生制度、回归职业学校办学本位的行动逻辑转向等生源质量改善策略,推动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内在逻辑、融合要素与基本思路

着力推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既是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根植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职业教育开展信息教育、技能教育、数字教育、素质教育等,可为其与乡村振兴耦合有效赋能。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借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1+X证书制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以及百万扩招,助力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深度衔接。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乡村振兴服务制度缺失、乡村技术学习短板明显、职业教育技术偏向凸显、校企合作逐利效应明显、百万扩招群体比例失调等问题并存,限制了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为解决以上难题,文章提出适度推进职业院校专业适应性改革,制定高层次技术教学方案,深化数字要素合理化配置,推动教育体系绿色化转型,建立多渠道主体融合机制的基本思路,助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实现系统化耦合发展。

新加坡“职普分流”“职普融通”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以2022年《职业教育法》实施为背景

新加坡职业教育特色明显,其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通过四次主要的教育分流机制,建立起完善的职业教育机制和教育体系。其中“职”“普”两轨单轨贯通、双轨融通、协调发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元办学,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共同成就了新加坡教育大国和教育强国的形象地位,这些经验都为我国新的《职业教育法》具体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

普职分流的政策演进、现实抵牾与未来取向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中考后普职分流政策作为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首次教育分流具有其必要性。然而,当前普通高中“质强量盈”与职业高中“质弱量缺”的格局,使普职分流在质量、供需、观念上存在现实抵牾。为此,应坚持贯彻高质量、多样化、系统化的基本发展思路,均衡优质普职教师人力资源、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协同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以缓解质量差异、纾解供需矛盾、消解公众抗阻,进而更好地激发普职分流的政策效能。

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模式是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结构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加快我国教育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借鉴国外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模式。分析和对比欧美与亚洲等发达国家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模式,发现这些国家在招生模式的类别、作用、保障措施等方面存在可借鉴之处。我国在政策上可增强招生模式的双向选择性,同步提升招生模式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优化多元招生模式,提高招生模式对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影响;建立健全高职教育法律体系,保障招生模式的高效施行。

权益保障视角下的自主选择:改革“职普分流”的理据与路径

高中阶段普职规模大体相当的“职普分流”政策在执行中由于容易引发教育焦虑情绪而备受社会关注。通过文献梳理和调查研究可知,焦虑情绪主要原因之一是“职普分流”政策中针对不同教育类型的自主选择权保障不充分。基于权益保障的视角,可以发现尽管该政策的执行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形式上的合法性,但遮蔽了公众自主选择权减损的事实。为此,需要平衡自主选择权与公众的社会义务,调整和分配各种利益关系,扩大公众的教育自主选择空间,从“职普分流”转型为“职普融通”。

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公平性探析——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课堂教学质量是保障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需要从校级督导、院级督导和学生等多元主体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公平性视角出发,分析不同主体评教结果的差异性。调研结果表明多元主体对同一教师客体评价的分数和排名均有一定程度的偏差,甚至有20%的教师在学生、校级督导、院级督导的评教排名中存在超过50%的差异幅度。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偏低,直接简单加权计算综合分数有失公平,必须考虑各个主体在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参照物及评价权重方面的不同。可以采取设计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搭建规则设定和组织流程体系、构建基于公平度算法的教学质量平台等措施,解决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源头性的不公平问题,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改革与教育评价创新提供参考框架。

山西涉农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量问题分析与思考

山西省涉农中职学生人数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涉农职校建设发展遇到重大瓶颈。该文通过分析统计数据,结合自身工作经验,认为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有职普分流难以为继、涉农职教吸引力下降、涉农职业教育污名化、基础建设成本高、部分学校专业设置缺乏特色和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等。从重铸专业自信、深化教育改革和拓宽招生通道3方面提出特色发展、加强宣传、改变教育方式、调整教学内容等10条建议。意在促进涉农中职学校加强农技、农经、农机“三支队伍”人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推进山西省经济社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上建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