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三权分置制度释论:底层逻辑、法理反思与法律实现

数据产权分置涵括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这与数据从资源到要素再到产品的价值创造规律高度契合。尽管数据产权与数据财产权存在映射关系,但财产权所构筑的人为排他性,会增加数据流通和利用的成本,对数据价值实现产生相应影响,这也给数据产权分置政策转化为法律规范带来挑战。目前从数据主体视角出发形成的单一产权或二元权利结构,与“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之政策意蕴和方向性策略不相一致。为此,要确保数据确权不偏离政策目标并实现“三权分置”的制度功能,就需要回归到数据客体视角,探索数据价值形态梯次变化的底层逻辑,破解既有数据确权研究中的理论困境,进而对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配置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构造

理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须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视域展开,同时,还要厘清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与损害赔偿、赔偿请求权与赔偿诉权等核心概念。既有理论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实体权利基础,然而,不论是公权说、私权说,还是二阶结构说、三层结构说,都不周延。因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二元构造,即赔偿请求权区别于赔偿诉权,赔偿请求权中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物上请求权区别于侵害生态环境的侵权之债请求权,赔偿诉权中程序意义上的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区别于实体意义上的救济自然资源所有权。这种二元构造客观上源于生态环境中单体自然资源的结构面向与整体生态功能的功能面向存在区分,其学理基础在于承继和发展了传统所有权的解释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对生态环境类的损害进行类型化。为此,该制度可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长期而言,须仰仗制定中的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系列内容;当务之急,则是借助司法解释促进这些内容的适度法制化。

双重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外部投资市场资金的流入给上市公司带来了不少机遇。然而,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如何在吸引外部资金的同时,保障创始人的控制权并确保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双重股权结构应运而生,成为保障创始人控制权的重要手段。文章阐述了双重股权结构的概念、特征、优势与不足,并结合公司治理对双重股权结构的应用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和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益性私权诉讼的程序构造与法理基础

我国实证法上的公益诉讼仅仅指《民事诉讼法》第58条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以及单行法规定的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公民个人不享有公益诉讼的诉权。实质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泛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诉讼,包括追求公共利益保护的私权诉讼。公益性私权诉讼存在机构原告型和个人原告型两种类型,通过对案件事由、诉讼请求、被告身份、处理方式进行设计和选择,追求涉诉问题的全面性解决。公益性私权诉讼的波及效及其对所诉纠纷所涉制度规则的影响,使得公益性私权诉讼具有了超越个案的溢出效应。公益性私权诉讼综合了纯粹私权诉讼的法理和法定公益诉讼的法理,法院也存在基于司法能动主义而放宽诉讼实施权限制以及策应原告公益保护目标的情况。在立法上向公民个人开放公益诉讼诉权仍然应该慎重,但解释论上法院可以适当放宽具有公益性的私权诉讼的诉讼请求的范围,以此缓和法定公益诉讼因范围限制和诉权主体限定所导致的迟滞性。

论数据权益客体中的基本范畴

对数据权益客体的识别是数据确权的前提,也是数据产权制度建构中不能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对“数据”“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及“数据集合”等数据权益客体中的基本范畴进行严谨界定,意义重大。作为数据权益客体的数据仅针对电子数据,指向其中的数据符号层。数据资源是指可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生产之中形成数据产品的数据的总称。数据产品是指原始数据经实质性加工形成的衍生数据以及数据衍生产品,属于数据资源。原始数据产权激励“数据收集劳动”,而数据产品产权激励“数据加工劳动”。数据集合符合实质性加工要件时成为数据产品。数据服务不属于数据产品,应当区分两者并为其建构不同的法律规则。数据商品和数据资产的形成本身并不经过劳动,因而并非数据权益客体。

数据犯罪的双重法益及其保护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当下我国刑法对数据法益的保护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数据秩序法益的内涵过于抽象,难以承担保护数据法益、保障数据技术平稳健康发展的使命;单一的数据安全法益说,会导致利用公开数据不当入罪。数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双重法益,其外壳是数据安全,内核是数据自决权。以数据犯罪的双重法益为基础,我国在立法上应当通过修改旧罪、增设新罪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刑法保护,在确立数据法益独立保护的基础上,修改《刑法》第285条第2款,同时增设专门针对数据的破坏、滥用数据罪;在司法上应当以双重数据法益合理界定侵害数据行为的入罪门槛和处罚范围,实现对个人数据及社会公共数据、国家数据的体系化保护。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问题与方案

股东异质性致使管理权与经济权分离在现代公司制度中普遍存在,企业家特质愿景与外部资本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稀缺性的此长彼消直接催生了双层股权结构。特别表决权股东对公司拥有远高于其持股比例的控制权,存在攫取控制权私利的风险。对特别表决权股东进行束权和监督,加强信息披露与便利投资者权利救济是强化双层股权结构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的主要方式。我国当前法律制度对特别表决权股东在制度制衡、内部监督、信披有效性以及投资者救济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此应改进“日落条款”与“燕尾条款”制衡特别表决权股东,在独董与监事的提名、选举机制上切断其被特别表决权股东俘获的可能性,从信披质量和投资者接收两个方面提高信披制度的有效性,同时在适格原告主体、诉讼费用负担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便利投资者通过诉讼实现权利救济。

新时期渔业权法律构造:现状、目标与对策

渔业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直接关系着渔民生计和现代渔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对渔业权概念和内容规定上的模糊,导致司法实践和现实情况不匹配、渔民权益受侵害等问题。渔业权是典型的、具有公权色彩的用益物权,其独立法律地位的确立、权利义务的规定、权利变更、流转和终止等法律构造的明晰是对渔民权益的有力保障。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法进程,建立健全失水(失海)渔民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传统生计渔民的社会安全网络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数字化实现

检察公益诉讼长期面临调查核实的手段困境,特别是传统调查核实方式无法满足“公益损害事实及违法行为”的发现与认定需求。以数字检察战略为背景,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数字化演进为问题解决开辟了可能。检察公益诉讼数字化调查核实其以大数据获取及基于“算法模型”的大数据分析为支撑,推动了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批量实施、手段融合及程序前移,导致数字化调查核实“情报化”的侵权风险、“穿透性”的越权风险、“特殊逻辑”的司法证明风险及“技术性”对司法权的蚕食风险。为此,以数字化调查核实中“调查”与“核实”异步性特征为前提,应当在“数字化调查+司法核实”二元构造的基础上分别针对“数字化调查”与“司法核实”进行规范的程序建构与体系优化。

委托代理视域下的明清永佃制度初探

明清时期,永佃制盛行于我国江南地区。这种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分离出了土地双重所有权,即田皮权和田骨权。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永佃制度的产权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当佃农作为代理人,其拥有了田皮权后,在最优的激励合同约束下是效率最优的”结论,即永佃制度对地主和佃农双方都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权分配的平均化。

竞争关系反思与数据确权路径再思考

围绕数据权益保护,有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之分。但两种模式是否截然二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行为规制模式是否存在数据赋权的可能性,都值得再思考。司法实践中,竞争关系认定已经趋于泛化,其不适宜再被定位为实体要件或起诉条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重心应由“竞争关系”转向“竞争秩序”,由此竞争法上数据权益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对世性。权利和利益的分野并不在其采取的保护模式,而在其是否契合权益区分的法教义学标准。只要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清晰到获得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程度,行为规制模式亦可实现权利化。鉴于当今司法实践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权益,凝聚两种模式的共识,以行为规制权利化路径落地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或许是为一条可行路径。

系统论视角下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在顶层设计指导下形成的保护妇女的中国方案,兼具“国家治理工具”和“妇女赋权手段”的复合属性。从社会系统论视角来看,它是一套在复杂社会环境中以司法途径保障妇女广泛权益的制度系统,在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已初具规模。该系统具有规范和价值层面的内部结构,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并与外界环境互动,进行自足的运作和保持认知的开放。同时,这一制度系统也存在自创生性有所不足、自足运转不够顺畅、化简能力有待提升和系统间结构耦合有待优化等缺憾。遵循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系统思维,应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内部结构,优化其与法治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从而实现对妇女的充分保障,更好地展现人权治理的中国优势。

双重股权制度与中小投资者现金股利——基于中概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重股权制度使企业创始人免除了控制权市场的威胁,同时也容易诱发其自利行为,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以2008—2018年中概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现金股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一股权制度相比,双重股权制度并未给中小投资者带来更多的现金股利,其原因主要为权利滥用导致的资金占用问题。异质性分析显示,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负向影响效应在自由现金流充足和管理者权利较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创始人具备的管理者能力可以正向调节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股利获取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双重股权制度本土化的相关文献,为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犯罪法益观的检视与提倡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作出较大调整,传统的环境犯罪法益观受到冲击。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所具有的片面化、模糊性缺陷,无法满足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基于保护环境法益的必要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以环境权为核心法益的正当性,提倡建构以环境权为内层法益,以环境管理秩序为外层法益的阶层性、复合式法益结构,打破传统人类法益与现代环境法益的思想壁垒,以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秩序维护的双重机能。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模式的思考

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并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一些制度缺陷 ,以及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 ,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必须变革 ,其核心问题在于“还权于民”。其次 ,结合国情 ,提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模式应以建立能适应现代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为主。与此相应 ,需建立以社会所有制为前提、业主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双层产权制度。最后 ,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行提出若干建议。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政治结构决定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研究政治结构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方式是真正实现社区参与的基础工作。文章通过研究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发现: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普通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实践形态表明,由于村民的无政治状态,政治制度未能改变村两委与社区利益相脱离的现状;而在乡村社区中,由于权力—利益结构网的存在,大多数村民担心其维权行为会使其社会生存环境恶化,所以,除非生存资源遭受侵犯,否则村民不愿维权;故此,村两委可以与社区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联合,对社区公共利益进行剥夺。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造成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所以,社区参与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这种结构性障碍的消除。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障路径探析

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权利束,是农民作为农村集体成员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权利的综合体现。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土地权益不断受到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大量流失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我国农民的失地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依法享有的多种土地权益遭受不同程度限制。通过改革完善相关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制度,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统一城乡土地市场,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改变农民权益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才能真正对农民的土地权益起到保障作用。

互联网时代企业的轻资产运营与控制权配置

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企业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的变革,轻资产运营模式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网络营销模式和客户定制化设计成为互联网时代轻资产企业的典型特征。人力资本在轻资产企业价值创造和创新中的作用更为凸显,企业家人力资本已取代物质资本成为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实现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有效激励,成为轻资产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企业控制权集中体现为选择董事会成员或其多数成员的权力。在以进入权为基础的权力配置机制下,企业家可以通过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掌握和运用获取企业的控制权。二元股权结构设置、强化权威治理机制、落实共同决策机制、完善利润分享机制、重视企业人文关怀等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且为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