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九九表初探

里耶秦简九九表的文字、内容、句数均有其独特之处,它可以修正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中的某些结论:其一,先秦“小九九”并非只有36句一种。其二,九九表中“而”“如”通用。王国维“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之说不确。其三,敦煌汉简九九表末尾总合实为1113,而非1110。就数学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体现了三个重要的数理内涵:乘法定义、乘法交换律、筹算基础。就文化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与《周易》存在一定的比附关系。

论先秦古籍翻译中文本与传注译文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以《周易》及其林理璋英译为例

中国先秦古籍多有传注传世,古籍文本和传注之间是单向的注解关系。文字的差异、时代的不同、意图的区别,使二者的理论概念系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后人对古籍文本的理解多据其传注,在将某古籍本文和传注译为外语时,这种差异往往有被弱化的现象。本文主要以《易经》及其英译本为例,采用理论分析、文本比较、例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古籍文本和传注翻译中原有思想内容差异的弱化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林理璋《易经》文本译文和《易传》及传注译文的比较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思想层面的同质化,对《易经》文本的文献价值在译文中的保持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当今古籍研究的进展,文本的翻译应与传注翻译拉开一定距离,适当再现原有差异,这应是今日古籍外译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从“西盐”到“盐官”: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

陇蜀通道的军事经济往来,在周秦时期就有。秦封泥“西盐”的出土,标志着陇蜀营盐活动和易盐历史在秦早期就已发端。从“西盐”到“盐官”的演进,实际在秦汉时期的陇蜀交通领域已经基本完成。在整个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中,西汉水流域的盐官设置及其机制的发挥贯穿着整个汉后历史进程,基本属于秦汉“盐官”体制的继承和发展。整个陇蜀营盐和易盐史的变迁,表现为周秦以来“盐官”制度源与流的演进,其脉络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一线营盐易盐史的主要特征和内涵。由此表明,陇蜀易盐史早就成为了中华盐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周秦之变与秦汉文学——秦汉文学研究专题之一

本文分别论述周秦之变对秦代文学和汉代文学的影响,并由此指出它在周汉文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部充满错别字的《红楼梦》校订本——读《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札记之二

校订古籍的原则是辨伪求真,寻找最接近原稿的文本。《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恰好相反,这个本子常常是证伪为真,把抄手的误抄说成曹雪芹的"原笔"。在周汝昌的笔下,曹雪芹成了别字多多的先生。

清代钦州诗人冯敏昌传略

冯敏昌是清代中期乾嘉诗坛上继“岭南三大家”、“南园五子”等诗人群体后又一著名诗人。其时,在已呈蔚为大观之态的岭南诗坛,冯敏昌与黎简、张维屏等人成为岭南诗坛的领军人物。冯敏昌内行诚笃、实学醇茂,出孝入悌、热心文教,诗歌牢笼百态,自出胸臆。他在钦州、岭南,乃至大江南北,都可以称得上是模范的士大夫,富有成就、风格独具的诗人。

让曹雪芹哭笑不得的“旷世知音”——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

刘再复先生给今年即将再版的梁归智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作序,他的题目直言"周汝昌是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刘先生的"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无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的论断是错误的。纵观周汝昌研红的一生及成果只能证明他"根本不懂《红楼梦》",在《红楼梦》研究上他一生都是在证假为真,都是在曲解、颠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构思。周汝昌其实不是考证派,而是典型的索隐派;他的一切所谓的考证,其实都打着索隐派的烙印,他也把自己定位为索隐派。他的索隐其实都是脱离了文本的"悟证",是猜笨谜,乱索隐。因此,他绝对不能被称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曹雪芹的旷世知音。

从杜甫《发秦州》《发同谷》组诗看山水诗的新变

自南朝宋谢灵运山水诗始,到盛唐王维将山水诗推上高峰,为中国山水诗之一大变。杜甫《发秦州》《发同谷》组诗写由秦州至同谷、由同谷至成都途中山水,以其饱尝艰辛的心态,在安史战乱造成国难民困的政治气候中,以组诗形式镌刻出险峻崛奇的陇蜀山水长卷。两组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叙行役的具体性、客观性、时间的连续性,清晰地画出不间断的行程路线;更在于采用了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展现了空间跨度极大的陇蜀山水和历时三月的行役的体验。以陇蜀山水之个性,形成了杜甫山水诗奇险的独特个性风格,在这幅陇蜀山水长卷里,展现了中国山水诗自二谢、经王孟、到杜甫的又一次新变,也是杜甫对中国山水诗创作的新贡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政治学阐释——以周秦之变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塑造为中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中华传统文明发展转型而来的以政治为中心的伟大文明。理解其形成和发展,应当尊重历史连续性并高度关注国家治理模式重大变革。作为一场以国家治理模式变革为统领的中华文明全方位根本变革,周秦之变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结构和基本范式并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演进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承古代中国的精华并进行全方位变革和升级,革故鼎新、返本开新,使中华文明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伟大飞跃,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员。不容忽视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范式和诸多基本要素、标识性特征传承发展自古代中国,其关键历史起点就是周秦之变。周秦之变以其内涵深刻性、早发现代性和蕴含的人类普遍性,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结构和范式。

“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

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思想。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唯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原型和奠基:古代中国和两波世界性官僚化浪潮——官僚制起源与世界传播的历史政治学考察

官僚制是现代国家机器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组织形式,其形成和全球扩散经历了复杂的文明互动和长期的历史过程,但都离不开古代中国。大约自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波官僚化浪潮。中国于周秦之变中形成大一统君主官僚制国家,成为这波世界官僚化浪潮的最高峰,汉唐继承完善,并逐步塑造中国周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国家形态。大约16世纪以来,中西出现文明交流和碰撞,在持续两百多年的东学西渐中,中国的官僚制和韦伯式现代国家机器传入欧洲,并在长期战争和工业革命中完成升级,构成西方现代国家的核心要件。此后,随着西方的扩张、侵略和殖民,穿上工业文明外衣的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向全世界扩散,并倒灌入中国,重塑了中国的官僚制和国家机器,形成世界第二波官僚化浪潮。尽管欧洲最早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但中国是全世界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构建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原型在古代中国。正如古希腊贡献了民主制、古罗马贡献了法治和共和制,古代中国贡献了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现代国家的核心支柱之一,奠定了世界政治文明的永久基础。中华民族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供给者之一。

自然与僭政——评普鸣《作与不作》

普鸣认为,汉代之前的"作"字始终含有一种潜在的对于自然的僭越。借助于拆解"天人合一"对先秦思想之统摄,普鸣希望"恢复"早期中国思想的开放性,从而使之与西方古典文明就如何对待"政治"——这一人类最根本的创造或破坏——形成某种对话;同时,在早期中国思想的范畴内对两个重要问题展开探索: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但是,由于有意割除了"心"与"德"的元素,普鸣似乎只能于中西比较中发掘其趋同的一面,亦即当时的思想家对"断裂"的焦虑以及对于"作"的审慎使用,却无法在精神上感受"连续性"在超时间、超历史的维度上对于中国的圣王"制作"的内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