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江南文学版图之重构

在明代至清代康熙前期,苏州无疑是整个江南地区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中心。明末清初,杭州和常州的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康熙中后期以来与苏州形成了鼎立的局面。江南其他地区的文学发展,在明清两朝也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江南地区的文学版图在清代得到重构。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明清易代有着根本的关系。

宫姬之回归: 历史性鬼故事与朝代覆亡

论文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鬼故事,被称为“历史性鬼故事”,这类鬼故事通常以历史“受难者”或牺牲者为中心,其主题与个体死亡的故事紧密相关,隐喻了王朝的覆灭及由此产生的创伤。论文从十七世纪六种“林四娘”故事展开讨论,通过比较这些版本,对林四娘故事进行了类型区分,分析了故事的变体以及与之类似的“宫姬归来”的故事。“宫姬回归”的情节在怀古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表达了对王朝辉煌和衰落的追悼。作者以林四娘故事为例,展示了“宫姬回归”类型的鬼故事如何成为悼明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使旧朝记忆重新浮现并最终得到安抚。这一过程突显了历史性鬼故事的独特意义,深刻探讨了这些故事与王朝覆灭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变化和蜕变。

明清曲谱改易明人散曲问题分析——以《南曲全谱》《南词新谱》等曲谱为考察对象

明清曲谱编纂者依据编纂目的与标准对所收录的部分散曲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易,这些改易既是出于规范创作、增强吟唱音腔效果的需要,也与编纂者的曲学主张、曲谱间的延承关系、区域内曲风的影响密切相关。曲谱对明人散曲的多数改易较为恰切,个别改易未能处理好音效与表意之间的关系。曲谱改易散曲文本的现象是具体实践行为,也是特定语境下的建构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明末清初钱塘江口段摆动对南岸盐场的影响

明末清初,钱塘江口段江道历经了近百年的剧烈摆动,杭州湾地区自然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为研究河口自然环境变迁与传统盐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依据地方志书以及其他相关史料,还原该时期内钱塘江口段江道摆动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此影响下杭州湾南岸地区盐业生产规模及生产区域的相应变化。研究发现,在江道变迁的背景下,盐业生产受滩涂反复滩涨的影响,以曹娥江为界形成了空间差异,西部受江流摆动影响更大,生产区域及规模变化复杂且无序,东部的生产规模在滩涂面积稳定扩大的影响下呈持续增长趋势。

由王府花园到公共园林——明清昆明翠湖园林的变迁研究

翠湖是昆明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其园林发展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经历了由封闭私家园林到开放公共园林的极大转变。该文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记录以及其他相关诗词的记载对翠湖区域明代柳营别业、沐蜀王府时期、清代平西王府、洪化王府时期等历史时期园林布局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对该时期的园林变迁进行研究,并通过图表形式进行分析,总结出各时期翠湖园林的不同特征并对其变迁原因进行探究,以期为完善翠湖园林历史作出一份贡献。

明清易代与顾贞立词风的新变

明清易代海立山崩的沧桑巨变深刻影响了顾贞立词的创作,其词在明末为细腻纤弱的女儿词,清初则从抒发浓郁的亡国之痛渐变为勉励兄弟子侄求取功名,反映了清初女性遗民复杂幽微的心路历程。此外,与其他女性词人多遵循女性词特定发展轨迹不同,顾贞立与百派回流的清初词坛联系更为紧密,她是梁溪词人群体的成员,又受花间草堂词人群体影响,其劲爽词风更与清初豪放一脉的“稼轩风”词人、阳羡词派遥相呼应,显示了顾贞立作为清初女性遗民词人心态和创作方面的独特性。

从明清方志看江浙地名中的通名“扇”

文章从历史、语言和地名本身等方面对太湖东南角水网地区以“扇”作通名的特色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扇”是吴地对水网地区“圩田”的形象称呼,它虽与田亩图中“扇”的得名原因相似,但两者互无引申关系。

明清时期广东地区气候变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比广东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即LIA期间的气象灾害、战乱、人口发展等几方面的数据,研究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冷对广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衰退、生态环境的恶化、战乱和农民起义的增多、人口发展的减缓以及瘟疫次数的增加,都与气候变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指出,气候变冷的各个可能的影响结果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严重阻碍了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明清时期河南蝗灾时空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联系

利用史料记录建立了明清时期河南蝗灾数据库,进而构建了蝗灾年份序列和蝗灾县次序列,再现蝗灾发生的时空特征,探讨了蝗灾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明清时期河南蝗灾平均2.4年一遇,是过去千年较为频繁的时期;1520-1530年、1580-1590年、1610-1640年、1690年和1850-1860年是河南蝗灾的5个高发期;蝗灾县次序列没有明显的递增趋势,17世纪是典型的重大蝗灾的群发期。河南蝗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广泛但不均的特点,豫北、豫东地区是蝗灾高发区域,豫西、豫南地区则发生相对较少。小波分析显示,蝗灾爆发没有显著的周期性;蝗灾频率与规模之间存在类似古登堡-里查德关系。蝗灾在气温偏冷和偏暖时期都有可能爆发,受温度变化影响不显著;蝗灾与降水关系密切,与干旱呈正相关关系。

明清期间景德镇祭红釉的化学组成对比研究及其科技意义

为了进一步讨论明清两代祭红釉的发展沿革,用探针型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技术测定了10片明永乐祭红釉和胎的化学组成,并结合已发表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明清期间祭红釉和胎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的祭红釉相比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R_2O+RO(wt%)平均值约低20%,RO/R_2O(mol/mol)平均值约低45%,RO_2/R_2O_3(mol/mol)平均值约高34%。明代永乐和宣德的祭红釉胎式分布RO_2(mol)值均大于5.8,而清代样品均小于5.4。明清两代祭红釉化学组成的突然变化(shift),可能暗示明代的制釉工艺在清代已经失传,而在清代则自行发展起来。

大明衣冠今何在

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忆,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装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明朝灭亡后,中琉封贡关系没有立即确立,而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琉球因东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朝代更迭而一度徘徊不定,但最终被纳入清王朝的封贡体制当中。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伴随着各方势力的博弈。在此过程中,琉球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选择了最具实力的能够保障琉球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清王朝为靠山,依靠清王朝主导的封贡体制维系国家的存续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琉球这一选择的内在动因是"实力主义",此外还来自数百年来中琉封贡关系的历史积淀和价值认同,来自琉球自身"空道的性格"以及主导琉球海上贸易的海商集团的现实利益诉求。此外,中日琉既存的平衡互动机制也在起作用。从清琉封贡关系的确立过程能够看出琉球寻求立身于封贡体制和华夷秩序的不懈努力。琉球在明清交替、东亚海洋力量格局复杂多变的历史关头找准了位置,获取了稳定的环境,得以继续发展海外贸易,确保其继续"自为一国"二百余年。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环境变化与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与其他生产部门相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农业结构的调整。但环境变化的要素和强度、速度不同,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途径也就有很大的差别。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环境变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但从总体来看,其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是大的灾荒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环境变迁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响应过程,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环境变迁为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但农业结构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环境的配合。

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涝灾害的多尺度变化特征

【目的】为揭示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涝灾害的发生机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历史文献资料,采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等方法研究了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涝灾害的多尺度变化特征。【结果】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涝灾害总体上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再趋于稳定的变化趋势,并在时间尺度上存在着显著的2~5 a的年际和准10 a、准18 a、准27 a、准52 a、准84 a的年代际,以及100 a尺度的世纪周期,分别与厄尔尼诺的2~5 a周期、太阳活动的准10 a、准50 a和世纪周期以及太平洋年代际振荡的20~30 a变化周期相对应;交叉小波功率谱和交叉小波凝聚谱分析表明,渭南地区的旱涝灾害与太阳活动、厄尔尼诺和太平洋年代际震荡之间具有较好的共振周期。【结论】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旱涝灾害具有显著的多尺度变化特征,该变化特征可能与太阳活动、厄尔尼诺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存在着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语气助词“呀”的发展演变——兼论“呀”与“啊”的关系问题

"呀"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语气助词,是"也"语音发生变化后保留古音而采取的新书写形式。"呀"一方面选择性地继承了"也"的语法功能,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也"原先所不具备的语法功能。在调查分析明清几部语料的基础上,揭示了"呀"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流变,并对语气助词"呀"与"啊"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在近代汉语后期,"呀"仍是一个独立于"啊"的语气助词;"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明清时期青海地区驿传设置与驿传役负担的演变

本文在梳理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明代青海境内驿站、驿道及驿传役负担状况做了较深入探讨,对清代的驿传制度只作简单介绍。

元明清时期傣族成文法的形成与变迁

元代以后,傣族社会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中,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傣族的社会法律规范只是习惯法,至明清时才形成了成文法,其成文法一是体现了内地地主经济因素的影响,二是佛教精神成为其重要原则。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通漕”与“变漕”——明清漕运法规变革研究

明清时期漕运关涉国家命脉,为保障漕运而制定的各项漕运法规也因此较为严格。明清易帜,漕运之制虽大多被相沿承袭,但有关法规如选补官丁、回空限例、运漕脚价、沿途攒运、船帮额数、扣追欠款等却发生了部分变化,总体呈现愈加细密、严厉的特点。这些应时之变,既是明清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