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论《四十二章经》译文的历史经典性

《四十二章经》作为今存最早的佛经汉语译本,以往的对其研究主要是文献梳理和材料比对的分析和判断,没有能够真正从翻译各要素、翻译过程合作和作为两种语言文化初始接触的特殊历史语境去思考问题,因而产生了诸多不确定的模糊认识和推测,甚至由于后来的任意添加文字,导致否定其历史的存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四十二章经》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方式的追问,对于其文本形式、内容和两种最主要的不同版本的语篇分析比较,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它的翻译译写特征,并由此梳理和勾勒出佛经汉译历史上最初一段从《四十二章经》到支谦《法句经序》所总结的以译写策略为主的译经发展轨迹。显明了《四十二章经》译文的历史经典性和不断历史经典化现象。这对于重新理解我国佛教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以及翻译理论体系演变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同经异译的《维摩诘经》及其对汉语词汇发展的贡献

《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7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罗什、玄奘的译本,而3人正是3个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从语言上找到鸠摩罗什版本流传的原因,并进一步阐释同经异译的《维摩诘经》对汉语词汇史发展的贡献。

佛教文学研究五题

"佛教文学"的研究非常早,但其概念内涵却长期存在争议。文学抒写的世界不仅有世俗的,还涉及世俗以外的诸多因素;文学作品的语义所指,也不限于世俗社会本身,更有超越世俗社会者,而佛教就是超越世俗的。所以说,"佛教文学"作为学术命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佛教文学的研究虽历时悠久,但整体状况还处于拓荒阶段,不宜过早对其定性。汉文佛教文学是佛教文学之一部分,其所包涵者约四:汉译佛典之文学、中国僧尼创作之文学、世俗文人崇佛之文学、华夏民间佛教信仰之文学。此四方面,汉译佛典文学一直为研究之荒漠地带。欲精研于此者,当于方法论上用功,方能致胜。佛教地狱的观念非常突出,地狱佛典文学是汉文佛典文学最突出的一部分。佛经对地狱的描绘,不仅极尽渲染其阴森恐怖的氛围和场面,还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地狱佛典文学以其特有的内容和方式强烈地渗透到了中国本土民众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课题却少有问津者。苏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世俗文人崇佛之代表,其文学理趣与他熟稔佛教"空观"似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验世界中,苏轼能处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佛教"空观"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当面对人生的沉浮时,他又非常坦然地以佛教的"梦空"来理悟。《心经》是流传最广的大乘佛教空宗经典,也是阐扬"空观"的最重要的佛教经典之一。其要义在于通过般若智慧透悟此岸生死苦海,放下执著我有而度达涅槃解脱彼岸。般若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解悟佛教的终极目的——"空"。

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的完善

赞宁《宋高僧传》卷三中的翻译理论总结,应该被看作彦琮对隋代及之前翻译理论的总结和玄奘开启唐代翻译盛世理论主张之后,对自义净以降的唐宋佛经翻译高峰期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因此是整个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有机组成的后一部分即第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赞宁的总结具有继承和完善意识。本文依据赞宁所言证明了这一判断,涉及六个方面,即:体系独立意识,对语言的认识,翻译语言折中论,对译场所展示的翻译过程的认识,北宋初期翻译的特点,译者风格问题。

论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从东汉到西晋

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呈现出多层面性。从翻译主体来看,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人或者久住中国的外籍后裔,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很少,且多从事辅助工作,翻译往往全凭口授;从翻译行为来看,这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从翻译方法来看,汉末基本采用直译法而偏于“质”,三国时期,基本采用删繁就简、尽量适应当地文化的意译而偏于“文”,西晋时期再予纠正而采用直译,译文偏于更高层次的“质”;从译文受到目的语的影响来看,佛经翻译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从译经者的素质来看,他们都是从事佛教工作的专业人士,这保证了译文能最大限度地传译原作的思想;随着译经的不断发展,经师们开始对已有的翻译文本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或“重译”(“校译”)或会译或注译。总的看来,早期的佛经翻译尽管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系统的翻译理论,但却为以后的佛教翻译在理论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若干问题研究

从对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的考察与比较研究可知,汉译佛经虽然是翻译文献,但其中使用的词汇仍以汉语本土词汇为根本,不论是为旧词增添新义,还是创造、使用新词,都以汉语原有的语言要素为基础。因此,作为汉语词汇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译经词汇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

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特色及对中土叙事文学的影响

在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中,属于叙事类文体的主要有本事、本生、因缘、譬喻、未曾有和授记六种。它们在叙事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因果报应的叙事伦理,它具有鲜明的印度佛教色彩,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自作自受。二是详赡、重复与夸诞的叙事风格。详赡,指叙事内容的详实、周密,且特别重视运用各种细节描写,诸如场景、语言、行动、心理、肖像等。重复,主要指一部佛经在叙事时,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反复出现在同一主人物身上。夸诞则和神通叙事有关。三是集锦式、葡萄藤式的故事结构。前者多用于整部佛经,后者多用于组经中的小经或其中的某个故事。而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这些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像虚构、重复叙事与神通叙事等方法的运用,莫不和这些佛典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佛教词语的始见年代与可疑佛经的鉴别

早期翻译佛经中的佛教词语,不同译者及翻译年代,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注意佛经词语的始见(初出)年代,可藉以发现有问题佛经疑点的蛛丝马迹,作出判断。

鸠摩罗什译经与汉语言文字传播

在历史上的汉语国际化进程中,汉语言文字传播的途径是全景化的,是伴随着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与扩散的。宗教与语言的关系极为紧密,佛经汉译成为佛教进入中华文化系统的标志,而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的译经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对中国以及朝日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传播。

从《维摩诘经》管窥同经异译在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佛经的汉译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其中存在很多同经异译。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翻译特点不同,对语言也产生了影响。《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七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的译本,而三人正是三个翻译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发现译者、译风对词汇的影响以及词汇历时嬗变的过程,透视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研究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种显层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在观念影响层面,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其虚构叙事本质对中国小说叙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再谈东晋汉文佛典中的新词

东晋汉文佛典中保留了较多的东晋时出现的新词语,可以补正大型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在收词及始见书证等方面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汉语词汇史研究价值。

东汉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主要以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静态描写,通过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整理出东汉汉译佛经第一人称代词的系统,并指出其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帮助人们了解东汉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了解第一人称代词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对汉语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论王维诗文对鸠摩罗什译经“譬喻”的运用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汉译佛经中的譬喻修辞是其译作的文学性表现之一,尤其是罗什"十喻"的相关内容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唐代"诗佛"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维诗文用典多处借鉴罗什譬喻,罗什"十喻"也有助于王维诗文意象的塑造和佛理的阐发,对王维诗文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具有重要作用。

汉译佛经与汉语词“思想”的来源及其演变

佛教传入中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汉译佛经为汉语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词。"思想"一词发源于东汉汉译佛经,本为佛教术语,指"五蕴之第三想"。随着朝代更迭和社会发展,"思想"一词的语法功能逐渐扩展,由名词性功能发展出动词性功能;其意义也不断延伸,由佛教术语演变为一般词汇。及至现代汉语,"思想"的名词性功能和意义趋向固化,而动词性功能和意义则趋于消亡。

初传汉译佛经的叙事逻辑分析

佛教旨在劝人弃恶向善,佛经的叙事必然是紧紧围绕善恶来讲。因果报应观念贯穿了整个初传汉译佛经叙事。初传汉译佛经正是通过因果报应的逻辑观念来将多个故事片断连接起来,从而使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因果报应观念成了初传汉译佛经的最重要的叙事逻辑。而这种叙事逻辑分为二种:其一,作恶得恶报、行善得善报;其二、弃恶即可从善——恶善果报相随的叙事逻辑。这使得初传汉译佛经的叙事显得复杂绵长而又宛转多姿,对初传汉译佛典繁复叙事的形成有着最根本的决定性影响。

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在大型字典编纂中的价值

《汉语大字典》是迄今为止编纂质量最高的一部字典,但也存在义项漏失、首见例时间偏晚、例证或阙等不足。用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可补充《汉语大字典》"懎"字条所失收的"恐惧"意、"觚"字条所失收的"枝条"意;提前嚊、髼、謄、瞖、(番瓦)、扂、■7字的首见例时间;增补(扌毛)、(忄胃)、瞟、膸、(目孝)、(羽包)、瘾胗7字条的例证。

汉译佛经中并列连词“及”简述

在汉译佛经中,并列连词"及"发展出新的用法,扩大了自己的使用范围,出现了一些和中土文献不同的用法:1、由于仍然保持了其固有的陈述性表述功能,所以"及"所连接的动宾短语常用作句子谓语;2、并列连词"及"可以连接两个或几个在结构形式和语义上都存在一定相似性的句子;3、在话语行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及"连接对话双方以及连接在话语地位上同处于说话者或听话者一方的两项的用例。而这些用法,都是中土文献中未见或少见的。

汉译佛经与“附近”的衍生性演变

"附近"的词汇化完成至现代汉语的发展进程中,其语义经历了衍生性演变,词汇化完成到唐宋时期主要体现为动词形态("附近1"),而其现代汉语中形容词与名词形态("附近2")则是萌芽于唐宋,其主体地位至晚在明代就确立了。由于早期汉译佛经基本不受文言文的局限,系统地保存了从东汉以来的口语材料,在对"附近"的演变考察中,充分表明了早期汉译佛经对常用词演变研究具有的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语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