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婺源主要气象灾害对茶树生育进程的影响研究

为明确婺源茶树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变化特征,掌握气象灾害对茶树生长发育的影响规律,提高茶园防灾减灾能力,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对茶树生育进程与气象灾害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灾害应对措施。结果显示,2010—2022年婺源茶叶早春霜冻累计出现日数呈减少的趋势,夏季热害和冬季冻害具有偶发性。在3种主要气象灾害中,早春霜冻对茶树生育期的影响最大,早春霜冻日数越多,茶树生育进程越推迟;夏季热害对茶树生育进程有一定影响;冬季冻害对茶树生育进程影响不显著。根据灾害发生规律,提出了相关应对措施。

Food Basin from the State of Xi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The State of Xi was a small kingdom in ancient times located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Huaihe River. It was overturned by leaders from the State of Chu in 680 B.C. This bronze basin, the only unearthed relic from the State of Xi, is 21 centimeters in girth, has a lid with a bugle-shaped handle and two symmetrical handles on the sides. The bottom of the basin is engraved with the characters meaning "Xing, the king of the State Xi has this as his food basin."

太原市5种常绿植物入冬期间叶片SPAD值的变化特征

SPAD值能够反映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是表征植物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以太原市5种常绿植物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定其在入冬期间的SPAD值,结合气象数据,运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总结其在入冬期间SPAD值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入冬期间,刚竹和胶东卫矛的SPAD值整体表现为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的趋势;巴山箬竹的SPAD值随时间推移变化幅度较小;刚竹、胶东卫矛的SPAD值与气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粗榧的SPAD值则与气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1),表明这三种植物的SPAD值受温度影响较大;小叶黄杨的SPAD值与相对湿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主成分分析将6个气象指标归纳成两个综合因子,分别为直接对叶片SPAD值影响的温度和间接对叶片SPAD值影响的相对湿度和日照时长.在园林应用方面,5种常绿植物在太原市入冬期均表现良好.本研究可为太原市园林植物选择、配置及养护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曾伯[雨桼]簠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文章通过对传世曾伯[雨桼]簠相关著录的梳理和考证,细化了其流传过程,认为器身的铸造痕迹进一步佐证了该器的真实性;并且根据器形与纹饰特征,将该器年代限定在春秋早中期之交;此外,又根据考古和金文资料的对比分析,认为曾仲斿父和曾伯[雨木水]并非曾国国君,两座墓葬所处的苏家垄遗址在当时应是一处直接控制铜料冶炼生产的封邑。

春秋“九州”观演变与中国早期国土称谓

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相互证明,中国夏代前后曾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洪水灾害,故“禹画九州”并非虚构而成。“禹画九州”相关传说在商周时期便已盛行。春秋以降,“禹画九州”传说经过传播与改造后演变为夏人祖先大禹治水后分布的国土。春秋时期“九州”观演变为三种含义:一是夏代的国土称谓,也称“禹迹”“九有”“九围”“九域”“九牧”“九鼎”等;二是地名,即炎黄部落后裔共同生活区域,具体在今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三是州邑名称,其地望在今河南南阳地区附近。“九州”作为中国古代早期国土称谓,对中国古代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宝鸡旭光M19及关中春秋早期戎狄遗存刍论

宝鸡旭光墓地石椁墓M19的葬俗和随葬品形制独特,是典型的戎狄文化墓葬在关中的首次亮相。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蒙古宁城南山根石椁墓及出土文物具有相似性,可能早到春秋早期。结合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与戎狄文化相关的金器、铜器,以及其他零星出土文物,可以对关中地区春秋早期或略晚的戎狄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分布状况、文化属性等有初步认识,进而了解此期戎狄人群、文化与中原周秦文化的交流、融合,及其在关中东周早期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粮食作物与储藏

粮食是国家生存的保障,贮藏粮食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十分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是著名的旱作农业区。燕国主要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粟、黍、菽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麦、麻等处于从属地位,而粮食作物的种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燕人多用石制的杵、臼、磨盘、磨棒对谷物去皮脱壳,战国时期石磨极可能已经被使用。燕国的储粮方式多样,贮藏技术较高,主要通过障侯城堡、窖穴、仓廪进行大规模的贮藏,容器多用于临时贮存。“右廪”是燕国重要的储粮和管理机构,同时兼具制器功能。司徒极可能主管燕国农业,下设直接管理仓廪的官员。粮食作物的多样化和大规模的储粮成为燕国备荒、备战的重要手段。

浅析春秋战国间筑堤理念的转变

水患从古至今一直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筑堤是一种直接有效的防治方法。战国中期以前,人们普遍持反对筑堤的理念。大禹治水传说表达的就是筑堤失败、疏导有效;“川壅而溃”是被广泛应用于劝谏的一个比喻;不筑堤被写入春秋列国公约,要求各国共同遵守。到战国中期,反对筑堤的理念发生转变。齐、赵、魏等国纷纷大规模筑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记载了大量的筑堤经验;出现白圭等筑堤专家。影响理念转变的重要因素包括:周王室衰微、秩序失衡导致各国自利;诸侯国争相发展带来土地紧张;筑堤技术的提升、实用化思想的兴盛减小了筑堤的阻力;上游生态环境破坏、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和战争破坏导致水文情况恶化等。

春秋时代的诗学传统——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

春秋时代诗学传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从诗学结构来说,产生了“风”“雅”“颂”结构,“诗”与“礼”“乐”相对独立;从诗教观念来说,“诗”不仅成为独立的教学科目,也成为周人秩序与价值的渊薮和载体;从阐释方法来说,形成了“歌诗必类”“赋诗断章”“微而昭矣”阐释方法,以及相对固定的引诗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是孕育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为先秦儒家诗学传统“哲学的突破”做了形式上的铺垫和准备。

章太炎论董仲舒

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董仲舒的文章,但是在一些著作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评判。章太炎在政治方面批判董仲舒为专制大一统帝国提供思想武器和主张“独尊儒术”等,其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学术层面对董仲舒的评判有褒有贬,对“春秋决狱”的批判则有些偏颇;在论述董仲舒与儒教乃至宗教的关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近代哲学原理,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值得高度评价。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褚家村南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临淄文物部门对褚家村南墓地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向多为北向或东向,墓主以仰身直肢为主,葬具多为一棺,并常见腰坑、二层台,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青铜器。本文选取其中11座典型墓葬进行介绍,根据其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器型变化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推定年代约为春秋时期。褚家村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齐国的物质文化遗存、丧葬制度以及鲁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增添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