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的城市自治——以苏州的考察为例

由于受韦伯中国城市观的影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城市自治。实际上,中国古代尤其是到了传统社会后期,城市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特别是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苏州作为清代前中期工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因而城市管理任务繁重,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与城市的发展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苏州城市的许多民间组织如会馆、公所、慈善组织等承担起了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管理和市政管理职能,苏州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与欧洲中世纪城市自治的性质完全不同。

清代前中期四川地区女性的教育途径——以清嘉庆《四川通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嘉庆年间常明、杨芳灿等修纂的《四川通志》作为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详尽记录了四川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对于女性教育的记述虽然不多,但反映了当时四川女性教育的概貌。清代四川女性教育普遍处于边缘化状态,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经济条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教育途径以家庭私塾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为女红、祭礼、传统美德等。部分士族家庭或有例外,会给女性提供传统家庭教育外的艺术教育,出现了一批才女。女性教育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性别意义。

清代前中期(1644—1840)广西六堡茶技艺变迁与外贸兴衰

广西六堡茶初步发展于清代前中期,随着黑茶制作技艺的成熟,六堡茶加工开始采用黑茶技艺,融合当地人口味,形成了独特的六堡茶制作技艺,并分化出不同的技术流派。在清代中前期,朝廷对外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至乾隆时期形成“一口通商”的格局。六堡茶茶商通过茶船古道将货物运抵广州口岸,与东南亚客商进行贸易往来,为六堡茶文化融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侨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六堡茶技艺变迁与外贸兴衰,为清末六堡茶贸易走上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六堡茶也逐渐成为华人华侨之间联系的桥梁与媒介。

法律视角下清代前中期文字狱变化研究

文字狱是封建王朝进行言论控制的一种极端手段。清代顺、康、雍、乾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文字狱案件的量刑标准及审判程序存在差异,顺、康时期的文字狱案件多是针对颠覆国家政权的违法行为,在量刑和审判方面符合既定的司法程序,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秩序而采取的法律手段;而到了雍、乾时期,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字狱案件的审理多由皇帝专案专断,后逐渐演变为没有具体标准,随意出入人罪,成为打击异己和言论控制的政治手段。

清代前中期中英水银贸易探析

清代前期,水银成为了中英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中国水银的主要产地在贵州,从山间采砂后炼制而成的水银被运输至广州,再通过海上运输到达欧洲。因十八世纪英国国内梅毒等病毒的泛滥和工业发展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中国水银,中英水银贸易也渐渐兴盛。当时,中国汞矿因开采成本高昂等因素,致水银生产量收缩,使得中国水银价格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上涨,逐渐被其他国家的竞品所替代。到清代中期,中英之间水银贸易走向衰落,中国不仅形成原料上的贸易逆差,还成为了英国水银工艺品的倾销地。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清前中期里长户的赋役应对策略——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祁门县程世芳户文书为例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具有归户性,为考察一个家族赋役应对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提供了可能。文章研究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B22006,发现在顺治、康熙、乾嘉时期,程世芳家族依次采取合会、生息基金、各房津贴、共同应役田产等家族赋役应对措施。研究过程体现了归户文书的价值和全面编目著录对揭示徽州文书信息的意义。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清代前中期广西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清代广西人口的地理分布与明代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口分布重心的变化,明代到清初期间,广西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桂东北地区,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广西人口地理分布重心从桂东北转向了桂东南。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外,主要是源于省外特别是广东移民大量进入桂东南地区导致该地区人口机械增长居高不下。清代前中期广西的人口地理分布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广西的人口布局,对广西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孙奇逢诗作及其对清初中州诗歌的影响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略论清末民初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

清末民初,进化论的风行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变革。仿效西人注重历史教育以拯救危亡、开启民智已成为时人的共识。此时,政府颁行新学制,对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相关内容和政策作出了界定。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虽不至尽善尽美,但它促使了国人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清代中前期:文人与男旦交往的关键期

文人与男旦交往的关键期并不与男旦业的全盛期——清代中后期——同步,而在清代中前期。这一时期文人与男旦交往的特点是:交往规模大,文人级别高,交往声势盛。确定文人与男旦交往的关键期对研究男旦文化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简论男旦作为乐伎对清代中前期文学的影响

清代中前期是伎乐转型的关键期,男旦成为公共乐伎的主导力量。这一转变使得男旦对文人生态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

男旦乐伎对清代中前期文学的影响

清代中前期是伎乐转型的关键期,男旦成为公共乐伎的主导力量。这一转变使得男旦对文人生态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代前中期的行会、行会法与城市管理

清代前中期,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广泛介入城市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市政建设等领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前中期城市行会等民间机构之所以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既是清代前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有意为之。

清前中期温州造船业

地处东海之滨的温州,依托于天然的海洋优势,港口经济发展甚早。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基础,温州造船业随着温州港的盛衰而曲折前进。清前中期(鸦片战争以前)国家海洋政策复杂多变,康熙解除"海禁"以后温州港重新走向繁盛,温州造船业也得到恢复发展,并在造船规模、船只种类、船只质量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工业特色。温州造船业的发展对现代造船业及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唐宋词接受看清代前中期词之演变

从唐宋词接受的角度考察清词的发展演变,不失为有益的尝试。纵观清代前中期150多年的历史发现,唐宋词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前中期词的发展走向:明末清初,清人主要学花间、南唐、北宋词,接受自然、本色、浑成的唐宋词风,同时酝酿着崇雅之风;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对唐宋词的接受呈多元化趋势,南宋骚雅词风随之崛起;从康熙后期至乾隆末年,尊姜张、崇南宋、尚醇雅的风尚占据了词坛主流。总体看,清代前中期唐宋词接受呈现出避俗趋雅,从百花齐放到独尊姜、张又反思拓展的特点。与之相应,清词创作由重性情的抒发到重艺术手法的锤炼,词风追求由以婉丽为宗到以清雅为宗,调式的选择由好小令到好长调,清词也大体走过了一段由复兴到繁荣最后又趋于沉寂的历程。

清初中期影响东北北部平原人口、民族构成演变的重要因素

清初中期,东北北部平原人口、民族构成经历了从以善渔牧猎的少数民族人口为主到少数民族人口与善耕作的汉族人口并存的转换过程,在此过程中,多个自然、人文要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常熟戏曲散论

清初,常熟戏曲家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作品大都以政治、历史事件为题材,以邱园、嵇永仁为代表。清中叶,戏曲家的民族意识淡化,作品或者歌功颂德,或者宣扬封建伦理道德;随着昆曲的衰微,宫廷大戏的撰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周祥钰和王廷章为代表。清代常熟在戏曲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保存了《古今杂剧》和《六十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