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分析

广州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数量众多,在考古学方面研究成果不少,但通过科技考古研究其产地的却不多。为研究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通过对广州出土西汉青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试,与广西、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成分进行比较,发现西汉中晚期各地青铜器合金配比情况基本趋同。且根据含砷等微量元素这一显著特征,认为与广西合浦出土同时期青铜器矿料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测试的铅同位素比值高度集中,其矿料应该来自同一个地方。分别与广东、贵州、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战国至西汉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比对,发现与广东、贵州、云南出土青铜器矿料来源同属一个大的成矿区,与河南、陕西等地明显区别。验证了学者们在考古学研究认为岭南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产自本地的观点。

河南三门峡后川墓地秦汉墓葬发掘简报

201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门峡后川村共发掘古墓葬229座,其中13座墓葬排列较为规律,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70件。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推测其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三门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地以及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

《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等西汉前期人的著述中 ,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说明此时期墨学地位与儒家难分仲伯。西汉前期人十分明了儒墨学说的种种对立 ,说明此时期墨家思想学说依旧在流传。那么清代汪中、孙诒让等人所说的“墨学西汉中绝论”便有失检点 ,可见盲目崇信前人成说的学术态度并不足取。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考察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研究存在的问题,运用学术史阶段分析与洛阳地区汉墓研究比较等方法,认为长安城郊中小型汉墓研究存在6个方面的问题。20世纪初以来,长安城郊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时至今日,研究题目已涉及到西汉墓葬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区域的分期编年体系也已基本建立,但还存在着对早期早段的中小型西汉墓葬文化面貌认识不清、缺乏其演变规律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与周边及其他地区西汉墓葬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的突破需借鉴一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平民意识的涨落与汉初两种社会思潮的嬗变及儒术独尊

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上层由下层平民上升而来,平民性格成为普遍的、主导性的"社会性格",平民意识因之而在社会上凸显。因与平民意识能相接榫,黄老思潮逐渐流行开来。然而,随着汉初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上层又逐步走向贵族化,社会上层原本具有的平民意识日益减弱乃至终结,其"社会性格"亦发生改变。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层找到厚实的心理基础,儒学的官方思想地位由此被催生出来。

论中国早期私家园林

秦代以前中国无私家园林。私家园林产生于西汉早期并兴起于西汉中期。它是从皇家园林脱胎而来的。早期中国私家园林带有鲜明的皇家园林痕迹 ,面积广阔 ,建筑宏大 ,但已具备“宅园”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董仲舒为汉武帝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汉代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不过,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所设定的王道盛世的实践路径与汉武帝的政治构想有违,董仲舒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来制约皇权更令汉武帝难以容忍。这个分歧造成了当时儒术虽能独尊,但儒生却不得其用的吊诡局面。汉武帝精心构筑的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开创了有汉以来的宏大盛世,但这一体系在其晚年遭到儒生群体前所未有的质疑。霍光执政时期,坚行武帝之政,贯彻“有为”精神,但此举也使得“霸王政”体系与公羊学之间的矛盾愈加深重。故而此后汉宣帝在传承“有为”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学术上的选择,以舒缓这一内在矛盾。

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分析

在中国古代史上,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效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值得重视和深入分析。这一思想与政策,强化了举国上下的重农意识,充分发挥了财税杠杆对农业的激励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成为后来治国的范例。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刘贺的妖祥与西汉中期的神秘政治文化

刘贺在做皇帝前后,出现了多次妖祥现象,被时人或后人认为是其败亡的征兆。这些妖祥现象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西汉中期的神秘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汉昭帝时期,只有昌邑王国和燕国多次发生妖祥现象,而唯有这两个诸侯国与皇权产生直接关联和冲突,所以妖祥现象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刘贺时妖祥频发,是被天所弃的征兆。在西汉中期浓厚的神秘政治文化之下,刘贺被废似为天意所为。

“正诸侯之礼”与西汉前期的文学创作

西汉前期,诸侯王多有僭礼、背礼之举。这一时期不少文学作品以“正诸侯之礼”为主旨,或批判诸侯王骄奢淫逸,或指斥诸侯王荒政虐民,或反对诸侯王僭越不臣,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韦孟《讽谏诗》等。西汉前期诸侯王与其治下的士民官吏具有君臣名分,诸侯国的士民官吏具有明显的“二重的君主观念”。根据文本预设接受对象的不同,这类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诸侯王为目标读者,如枚乘《七发》、韦孟《讽谏诗》、司马相如《子虚赋》等;另一类以天子为目标读者,如贾谊《新书》、司马相如《上林赋》等。文本预设接受对象的特定性,直接影响作品的题旨、内容及言说方式。汉武帝之后,伴随中央集权的强化,天子礼尊崇在上,诸侯王僭越、背礼被视为对君臣大义的挑战,诸侯之礼开始纳入严格的礼制规范,“正诸侯之礼”逐步成为现实。

从“功臣”与“社稷臣”之辩透视汉初官风之变

西汉初年官僚群体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高惠高后时期的"功臣"观念向文景时期"社稷臣"的转变,为政之风也从清净疏阔逐渐变为醇谨守职,开始注意官僚群体的行政能力和对皇权的恭顺。这种变化为武帝时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的鼎盛之世奠定了基础。

儒生与西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

从武帝末年开始,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对武帝政策全面检讨的开始,在官的儒及时而大胆地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评,形成了一股持续上百年的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潮。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武帝政策的失误,元帝时宦官专权,成帝,哀帝时的外戚把持朝政,君主的沉湎女色,以及吏治的严酷残暴。这些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学术界对此至今未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