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均认为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本文从政治变革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塑造两个角度,探讨元明之间在国家地缘格局、制度来源与演变趋势、经济政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现象。结论是：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这项认识,或可丰富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四川明早、中期(洪武-弘治年间)木构斗栱营造中的官方影响

四川地区明代木构建筑斗栱营造在延续前朝做法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改变,其中官方主导思想和营造技术对其影响是比较显著的。选取四川地区46座后期干扰相对较小、原构特征较为清晰且纪年相对可靠的明早、中期木构建筑遗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发现其木构技术与官方营造技术的联系,并重点分析这些关联背后的官方影响,提示了官式技术特征在四川地区传播的部分特点、规律和成因。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于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到了帝王及士人的倡导而风行起来的。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道德失控有关,同时它还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善书现世功利性加强,适应了几乎所有民众的功利需求而成为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进行劝善教化的一种手段,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极力维护是善书无法摆脱的封建政治情结。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明代中后期戏曲演出查禁个案考述

明代中后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繁盛时期,也是戏曲文化管理较为严厉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考察明代中后期的戏曲艺术演出史时,发现明代中后期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颁布戏曲艺术的查禁法令,但一些朝廷重臣及地方官对于戏曲演出的管理依然严格。文章考辨戏曲演出史料,发现魏校、甘士价、刘宗周等曾经查禁戏曲演出,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

由于国史阙如,史事不彰,加上世运学风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各式体裁的史籍。这些数量众多的建文史籍成绩不一,部分学者能够秉持阙疑精神,审慎地选择史料,不妄下结论,但也有很多学者轻信传说,盲目罗列,缺乏别择,受到后人讥讽。尤其是出现了以《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代表的几部伪书,蒙蔽了很多学者,造成史事不清、邪说横行的局面。幸有钱谦益等人秉承前人求实之精神,予以有力的考辨,终使真相大白于世。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梳理,其意义不止局限于史学史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藉此考察该时期的学术变迁及士人之心态。

明末清初汉籍东传背景下的《武备志》入日考

书籍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之间持续了上千年,汉籍东传日本则是和汉书籍交流的主体。《武备志》成书于1621年,是明末清初东传日本的一部重要的兵学著作,通过和汉史料的记载,特别是通过《西湖二集》中一条新史料的发掘,笔者认为,考证《武备志》东传日本的时间当在1628—1631年间,由江浙海商通过私人海上贸易的方式,经由琉球传入日本。本文的最后考察了和刻本《武备志》,并注意到清末和刻本《武备志》回流中国这一史实。

明万历初粤、淮盐业利润率及盐利分配比较研究

明万历初,粤盐"水客""商人"的商业利润率均远高于淮盐边商、内商和水商的商业利润率。这是二者销售成本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所致,其中粤盐的单位税费成本额及其占单位总成本额的比重均远低于淮盐是主因。政府与盐商之间的盐利分配结构,在粤盐约为1:4;在淮盐约为2:1。而盐税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粤盐和淮盐也截然不同。在粤盐的盐税收入中,地方政府分配到的份额超过97%,而中央政府的份额不足3%。相反,在淮盐的盐税收入中,地方政府获得的份额仅为1.24%,中央政府的份额高达98.76%。粤盐与淮盐的盐业利润率及盐利分配结构的差异,反映出朝廷财政政策在腹里与边疆的区域性差异。

明史馆馆臣的史学见解和清初史学思想的特征

明史馆馆臣所提出的史学见解 ,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史学学风开始由明代空虚浮华向重视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发展。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作用受到重视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既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又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影响。“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史书体例观的提出和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的重视 ,打破了刘知几拘泥体例的思想。在对实录与野史史学价值的认识上 ,充满辩证色彩 ,所提出的考察史料价值的原则 ,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这些史学见解既有浓厚的“遗民”情结 ,显示出批判的锋芒 ,又明显地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

明代中后期的田赋加派述评

明中期以后,财政逐渐陷于入不敷出,并日趋加深。封建政权以加派田赋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解决日益膨胀的军饷和营造费等,明王朝的统治也随之走向衰亡。

清代前中期广西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清代广西人口的地理分布与明代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口分布重心的变化,明代到清初期间,广西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桂东北地区,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广西人口地理分布重心从桂东北转向了桂东南。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外,主要是源于省外特别是广东移民大量进入桂东南地区导致该地区人口机械增长居高不下。清代前中期广西的人口地理分布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广西的人口布局,对广西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