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年前的黄河关口——碧村遗址视角下的文明起源探索

碧村遗址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于河套和晋南碰撞交融的关键通道上诞生的一座特殊城池,先天地理位置让其成为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关口。由于其与“比邻”都邑聚落石峁,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下,彼此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构成了都邑与边鄙功能性城池的两级政治结构,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河套模式的探索提供了一种考察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同时期其它区域的中心聚落,可进一步勾勒黄河中游地区4000年前后的文明景观,初步展现天下万国时代黄土高原政治轮廓。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

本研究采用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GC-MS)、热辅助水解甲基化裂解气相色谱质谱(THM-Py-GC-MS)对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出土原始瓷碗中残留茶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证实为煮(泡)之后留下的茶渣,将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向前推了300多年,提前到战国早期偏早阶段。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发现的煮(泡)过的茶叶残渣,为研究茶的早期起源、利用、传播,及其在地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万里茶路研究和"申遗"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与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三同志商榷

针对唐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管理机构治城位置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认识的分歧,有必要再次进行学术讨论。透过对《定位问题》所举论据的剖析,可以看出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及其他资料并无法证明唐前期鲁州城即今兴武营故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的"考定"纯属画蛇添足,对什贲故城、兰池都督府城的推断也是误判。因目前关于唐前期"六胡州"治城的证据欠缺,其治城位置研究尚无定论,仍需同行继续向前推进。剖析相关论文出现诸多舛误的根源乃在于失当的研究方法、浮躁的学风。学术界须提倡审慎严谨、求真求实、淡泊名利、稳步推进的健康学风。

“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解

《左传》成公六年载有晋迁都新田时晋公族、重臣们的辩论,多数人主张迁到今运城盆地的“郇、瑕氏之地”,唯独韩厥力主迁往新田(今侯马市西北)。双方都列举了各自的理由,其中主张迁新田的韩厥在申述新田作为都城的理由时有一句话,“有汾、浍以流其恶”。对于“恶”字,杜注及后来的史学著作皆以为是“垢秽”、“污秽骯髒之物”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垃圾。笔者经过细致的辨别与推敲,认为“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当是指因农业收成不好而导致的饥荒之年。

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

清末民初正值中国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身处其间而行将消亡的士人群体一方面不得不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学习和传播旧学新知的使命,一方面还要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觅得谋生之所,他们的身心承受着历代士人不曾有过的多重裂变。如果要深入了解此一时期士人经受着怎样的社会认知、行为应对与心理调适,就有必要以个案的形式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完整的考察。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澹庵为研究个案,通过引入乡会试同年齿录可以考证出原本履历不详的澹庵为籍贯江苏吴县的癸卯科进士孔昭晋。孔昭晋从应考入京出仕,到还乡参与地方自治,再到隐居整理地方文献,这一从"国政治"到"乡政治"再到"乡文化"的退避嬗变,勾勒出近代士人在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一种伴随着焦灼与泪痕的生命轨迹。

山西考古断想

综合山西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材料,对晋国史一些重要问题作出断想:一是叔虞封唐,称唐伯,封邑为鄂,鄂在汾水以西;燮父迁翼,在汾水以东,改称晋。二是晋都历经三迁均在唐地,从鄂到翼(晋)为一迁,从翼到绛为二迁,从绛到新田为三迁。三是梳理了与晋关系密切的姬姓封国,如霍、魏、杨、栾、韩、荀、中行、智、祁、羊舌等及异姓如范、先、赵等的族属渊源。四是简述晋国疆域范围的空间分布、发展和变化。五是辨析晋国与赤狄、白狄、姬姓之戎、姞姓之戎等的关系,如怀姓九宗是赤狄媿姓的九个分支、白狄是姬姓之狄等。六是认为湖北之随、唐、鄂均与山西有密切关联。凡此种种联系与推断,对山西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清华竹书《系年》所记战国早期战事之勾勒

清华竹书《系年》涉及以往史书失载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的史事,显得弥足珍贵。战国初期,三晋以武力称雄,在东面与齐,南面与楚展开征伐、会盟。在这些军事斗争中,三晋基本处在优势地位,东面压制住了田齐,南向两次大败楚国,一直将楚国的北上势头遏制在黄池、榆关至宜阳一带。为对抗三晋的攻势,有齐长城、楚长城的修建。战国初年,三晋还沿袭过去在晋国对待内外对手的传统,采取一致对外的结盟手段,所以强大的实力保证了其在军事外交行动中一直占有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不仅仅在《系年》所记战国早期的战事中可以体现,战国早中期魏国势力的强盛亦因其余绪。

儿童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合并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3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合并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临床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对我院血液病中心2004年3月-2012年3月收治的ALCL合并HLH患儿的病历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ALCL共48例,合并HLH 3例(6.25%),均在疾病早期出现HLH,其中2例死于红皮病合并感染,1例在原发病完全缓解后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至今仍存活。结论儿童ALCL合并HLH不少见,临床以HLH起病的患儿应注意完善淋巴结活检等检查,以除外恶性疾病及减少误诊。ALCL合并HLH患儿病情重,病死率高。尽早确诊及给予强化疗,积极控制细胞因子风暴是提高存活率的关键,此类患儿易合并超敏状态,早期治疗中应尽量避免过敏事件的发生。

明末清初京畿地区《金瓶梅》传播的路径与圈层

以京师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是明末清初《金瓶梅》传播的重要起点与主要区域。明末传播主要以京畿地区之外袁宏道等上层文人为主,发源自王世贞、董其昌等所藏稿本或抄本;清初,在被社会沉重诋禁的压力下,仍然有《金瓶梅》的评本、续书、满译本、戏曲等不断出现。张竹坡于北游京师时得到作品原本,返乡完成批改后又携书北返。丁耀亢所著《续金瓶梅》以董其昌藏本为参照,撰成于在容城县教谕任上。任邱边汝元所做杂剧《傲妻儿》,取材自张竹坡评本,得到周围文人的高度肯定,具有强“世情”、弱“色情”的突出取向。

早期越国都邑初探——关于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的思考

越国建都会稽之前的早期越国都邑在何地有说在诸暨,也有说在萧山。根据太湖南岸,尤其是安吉古城遗址及其周围的古墓群等考古调查资料,结合史书关于吴越两国疆界及吴越罸李、夫椒两次战争等相关史料研究分析,早期越国都邑应该在古钱塘江以北的太湖南岸,秦汉时期的鄣郡郡治所在地,今安吉古城。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晋国崛起——以春秋前期晋国争霸战略的形成为中心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春秋前期的晋国受到晋南“簸箕”形地理格局的限制,以及“曲沃代晋”所带来的次生性政治因素的影响,逐渐衍生出“纵向(南北向)务力南进、横向(东西向)联秦盟齐”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战略理念的驱使下,晋国于城濮之战中,纵向上先勤王室以抢占舆论阵地,后取鄀地以动摇楚国西北防御,从而以文化制衡和军事威慑的双重手段陷楚国于战略被动;横向上,晋国一方面瓦解楚国中原盟友,解决晋国肘腋之患,另一方面以实际利益笼络齐、秦两国,扩大自身军事同盟,提升军队战斗力。正是基于对这一战略的综合运用,晋国最终在城濮之战中脱颖而出,称霸中原。

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坊上村南墓地东周墓的发掘

坊上村南遗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西部、明故城西北城墙外市农业局旧址处,遗址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地(图一)。2014年,为配合市农业局旧址改造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院内区域进行考古钻探,钻探面积6866平方米。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对旧址区域进行发掘,发掘面积4300平方米。此次发掘发现有龙山文化、东周、汉代等多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遗迹有灰坑198个、水井17座、墓葬84座、车马坑6座(图二)。

渤海早期王城的文献学辨正与考古学观察

探索渤海早期王城,主要是靠两个方面工作的进展和突破,一是文献史料的进一步解析与辨正,二是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与深入。从文献史料出发的研讨涉及到“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太白山南还是太白山北,山城还是平原城以及“东牟山”“旧国”等问题;从考古学层面的研讨,当下主要集中在磨盘村山城的问题。学术界对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争议,当下还很难达成一致,仍需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和系统性研究。期待磨盘村山城的田野考古工作继续深入下去,以期全面揭露磨盘村山城的整体情况,也期待前期发掘工作的正式报告尽快出版,为学术界进一步研讨磨盘村山城的年代和性质提供系统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闻喜邱家庄M5001号墓出土战国早期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

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M5001号墓是战国早期晋国最大的墓葬之一。本文对该墓出土27件战国早期青铜样本进行了铅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以讨论晋国在战国时期的矿料来源与变迁等问题。综合铅同位素与微量元素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以邱家庄样本为代表的战国早期三晋地区铜料与铅料相比春秋晚期均发生了变化。通过对比主要现代矿区与战国矿冶遗址的样本数据,邱家庄M5001青铜器的铅矿料很可能来自豫西地区。邱家庄M5001青铜器微量元素与战国早期楚国青铜器差异较大,但后者与春秋晚期晋国青铜器数据一致。因此三晋地区战国早期的铜料产地可能也从南方楚地转移到了豫西地区。

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冶铸区2019年发掘简报

2019年发掘的邾国故城遗址冶铸区,主要为战国和汉代遗存。战国时期遗迹有浇铸坑、灰坑、水井等,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和大量陶范等与冶铸有关遗物。汉代遗迹有灰坑、水井,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铸铜遗存属战国早期,其发掘为研究邾国兵器生产技术、组织管理、都城布局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也谈汤阴出土“工■王姑发”剑

2018年12月,河南汤阴羑河东周墓地M1出土的“工■王姑发”剑,是迄今为止第一把有明确铭文确定的吴王诸樊剑。根据墓中出土器物的形制特征,结合吴王诸樊在位时间,确定M1墓葬年代为公元前560年至前500年前后。这一时期汤阴羑河所在地域已为晋属,且为晋国卿族中行氏家族封地。M1墓葬规格较高,墓主为高级贵族卿大夫阶层,且墓葬方向与中行氏姬姓贵族墓葬方向一致。综合来看,汤阴M1墓主人应为晋国中行氏卿族。

再论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墓主年代序列——兼论晋国早期的都城变迁问题

按照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晋侯诸墓与《史记.晋世家》晋侯世系对应的年代序列,其排列应为武侯至昭侯。晋、翼、绛是三个不同的晋都地点,晋在今天马-曲村遗址,翼可能在今故城村遗址,绛可能在今苇沟—北寿城遗址一带。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

天马 -曲村遗址是一处早期晋都 ,已可基本肯定。但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分析 ,该遗址既非故绛 ,又非翼 ,也非叔虞所封之唐 ,而最有可能是燮父所徙之处。要彻底揭开早期晋都之迷 ,需要做的考古工作还有很多。

试论早期中国几种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从山西羊舌晋侯墓出土的一件遗玉说起

本文从山西羊舌一座春秋早期晋侯墓出土的一件组合式玉器入手,集中讨论早期中国存在的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将其分为三大类共计六种,认为这三类组合式玉器应起源于良渚文化,后经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过渡,在龙山—二里头时期的山东和中原地区繁荣开来,后为商代所继承和发展,基本覆盖了早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组合式玉器的寓意,基本是以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与艺术手法,沿着实物——组合玉器——单件玉器的逻辑,围绕鸟(鹰)崇拜制作出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物作品,拥有这些神物作品就意味着拥有了通神法力,亦即拥有了统治社会的合法权力。这实际上反映了早期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复杂化的进程,王室贵族阶层就此产生,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不断熔炼的进程,政治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才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