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首部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

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20年8月20日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译本是该书最早独立成册出版的中译本,也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恩格斯著作首部中译单行本。这一译本的出版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对时代思想诉求的主动回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传入中国伊始不仅有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着社会层面的参与。郑次川所作的译者序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帮助其适应中国语境、扩大影响力的尝试。该书的底本来源和译本内容反映出日本渠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对于“信、达、雅”的不懈追求。郑次川译本因其较高的文本质量、独立成书的出版形式、强有力的发行宣传得以迅速再版并在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对后续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期出版、“相辅而行”,一起将马恩著作传入了中国,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高潮。从引入传播先进思想、推动中国转型进步、实现社会改造理想的角度而言,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共同的社会作用,应“等量齐观”。

亚当·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和影响

民国初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中国先进分子没有放弃对中国富强道路的追寻,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仍然受到关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常引用斯密学说;斯密诞辰200周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时,《东方杂志》《学艺杂志》等杂志刊文予以纪念;刘秉麟写《亚丹斯密》,系统介绍和研究斯密学说;一些学者翻译的日、英、德、法等国的文章和著作中,涉及斯密学说。民国初年,留学归国者成为斯密学说的传播主体,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社、课堂等媒介,促进了斯密学说进一步传播。

施存统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施存统以厘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以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为起点,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与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为关键,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与努力。施存统的早期探索,彰显了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捍卫、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显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先进性认识,同时暴露了没有把握中国实践真实情况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无法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历史性局限。施存统的早期探索经历对于当今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把握、对中国实践具体要求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实践的运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兴办报刊,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报刊宣传的主题。湖南进步报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湖南进步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新思想,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进步书社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早期历史脉络探析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重要命题,其提出、确立、丰富及深化的过程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的有力回答,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印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个结合”理论应用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早期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道路中,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作为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中,不断生成现代化的中国新文明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觉醒与重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革命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划定和认清工农联盟是革命主体力量、推翻“三座大山”是革命主要对象、中国革命应走俄国式革命道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革命主要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革命前途等方面。这一革命观转向的历史缘由主要涵盖革命实践失败的验证省思、社会思潮论争的客观深化、马克思主义著作观点的译介、国际政治事件影响以及个人职业和知识背景等主客观因素。革命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先导,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早期传播

济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主要因为其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显著优势。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成立后,作为齐鲁工会第一家,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利用报刊媒介、借助纪念活动等途径,团结了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的工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早期传播,促成了济南党团组织的建立,助力了济南和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探究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济南早期传播的条件、途径和成效,既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又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宣传教育有重要启迪价值。

新民学会建党活动探析

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带领学会会员在湖南开展了留法勤工俭学、湖南驱张等社会运动,并在学会后期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的方针,着手把新民学会由学术团体改造为共产主义组织。新民学会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建党学说的形成以及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法国、北京等地先后开展建党活动,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可以说,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的胚胎。

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广泛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例如,中国社会原有的均平理想、人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年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传播原因、传播人物、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特点等方面。此项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需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发掘新的研究角度等方面继续努力。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特点平议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有三个突出特点 :不是没有真理性的强意识形态化 ,而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 ,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正揭示中国革命规律的思想武器被中国人民接受 ;不是对外排斥一切文化、对内拒绝自我更新 ,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 ,对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优秀成分 ,对内不断自我更新 ;不是排斥知识分子 ,也不是强迫知识分子向落后的农民认同 ,而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 ,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桥梁 ,迅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影响农民运动 ,从而实现了以中国人民为实践主体。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传统文化基础

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观念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之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也为之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石。本文以文化研究为切入视角,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观念,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起、传统文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传统文化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局限性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从整体上把握传统文化观念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产生的影响。

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白话报”初解

文章以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西藏、新疆和北京地区创办的民族文字白话报为样本,试图厘清这一时期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对国家民族事务的积极意义,解析其传播模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

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再思考

几十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尤其是在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较大的探讨空间。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重要的是要树立科学的研究理念,更新研究方法,在宏大叙事研究和具体细节研究的良性互动中推向深入。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深入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方式和传播特点,对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主要有俄、日、欧美三条传播途径。其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突出表现在革命功利主义的凸现和唯物史观的吸纳与广泛应用两方面。理论的横向移植性和来源的间接性,使得传播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与创新性发挥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领域进行除旧布新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巩固和确立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需要,也是新政权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以及进行思想改造和凝聚力量的现实需要。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包括必要性、路径与举措、历史经验和启示、成效等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还有待于在整体研究基础上合理选取不同研究视角,加强与党在其他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比分析,深入挖掘有关史料,增强研究说服力,并进一步严密研究逻辑等。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现代启示

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复杂困难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坚持了群众路线,取得了其执政史上的辉煌成就。坚持群众路线是由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立场、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反过来又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和政权稳固。建立人民信访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干部蹲点等是建国初期极具特色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化解脱离群众的风险,长期执政,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即坚定人民群众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立场、整顿党的作风、干部深入群众、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执政的渠道、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