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国防视角下北宋前期陕西路生产条件及产业结构考察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防重要性,陕西地区经济状况在北宋有着鲜明特色和独特地位。宋代经济高度发展和外患频仍既刺激着陕西经济的运行,也从负面产生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宋夏战争爆发之前,北宋前三朝的陕西经济相对处于一个平稳阶段。宋廷先后发展陕西的农业生产、政府主导下的商品专卖以及临时的粮草籴买等经营手段,为宋代后来的战时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陕西经济牢牢围绕国防进行建设,在当时的北宋版图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

北宋前期熙河蕃部地缘关系考

宋初熙河蕃部众多,部族强盛,初受凉州六谷联盟指挥,在疏通贡宋道路,抗击夏州党项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熙河蕃部被夏州党项分化后,六谷联盟遭受重创,最终走向覆灭。失去依靠的熙河蕃部,转而依附于河湟宗哥联盟,继续充当宗哥联盟贡宋抗夏的中坚力量和主要媒介。宗哥联盟崛起后,为谋求更大权益,公然对宋开战,最终遭遇惨败,作为急先锋的熙河蕃部,在此役中遭受重创,转而依附于瞎毡政权,恢复贡宋抗夏的政策。熙河蕃部在宋初虽有反覆,但总体来说,贡宋抗夏是主流政策,这对宋初边防稳定的维持,丝路中继贸易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宋前期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的政务关系及运作方式研究

北宋前期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并非严格意义上“事不相兼”,寺与礼院官共议礼制,二司常由同一官员兼掌,朝廷在计算太常寺员额时亦会将礼院官纳入其中。在官员兼职与官署分隔两地的背景下,为保证礼仪公务中“常行熟事”的运行效率,太常礼院官提前在状纸上列署众衔并加盖官印,由太常寺官在空白印状上书填具体处理意见。这一“礼院故事”在减化公务运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将礼院官手中的权力转移到判寺官手中,为后者的擅权创造了条件。在制定温成皇后丧礼仪制的过程中,得到仁宗授意的判太常寺王洙借此实现“钩摭非礼”。

典礼与政治:宋初“守内虚外”国策与典礼赋创作之关系述论

明道二年仁宗亲政前的典礼赋创作切实地反映了宋初“守内虚外”国策的发展与定型,这主要表现在三大历史语境之中:发轫期是太宗朝的北鄙战事与“封禅之议”,鼎盛期是真宗朝的“澶渊之盟”与“东封西祀”,蜕变期是仁宗朝前期的依赖和议与朝贡理想。揭橥“守内虚外”国策与典礼赋创作旨趣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展宋赋研究的新视角。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妇女服饰样式、着装方式及装扮习俗的研究,从服饰制度的沿袭、阶层文化基调的变革、款式审美的变迁等方面分析了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和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衣服样式上看,北宋初的上层女子服装愈加艳丽与奢华,更大幅度地趋于装饰和宽博,是当时世人复古心态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内心对本土文化回归的渴望。从着装方式上看,以内衣外穿为主要特点的新衣式在北宋初得以普及,为后世妇女着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和借鉴作用。北宋初"胡风渐退,汉风复兴"的妇女服饰风貌变化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民族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皇祐四年末到至和二年初,"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闻在四川地区流行,最初朝廷担心有新的内乱发生,于是精择大臣,预为之防,仁宗委派程戡主政成都,并颁布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但朝廷和民间都弥漫着恐慌的气氛。甲午年下半年,侬智高欲寇蜀的传闻与甲午岁凶之说结合,引起成都官民的集体性大恐慌,地方当局最初处置失当,形势一度恶化,但最后在张方平"以静镇之"的一系列措施下得以平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呈现出地方政治运作的多种样态。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北宋前中期吐蕃内附族账考

北宋前中期,受政府大力招抚政策之影响,河湟陇右地区许多吐蕃部落族帐相继自愿内附于宋而成为熟户,接受其统治。吐蕃内附后,得到了北宋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优待,促进了藏汉民族交往和西北边疆的开发。

浅析北宋前期官营牧马业的兴盛及原因

北宋前期是宋代官营牧马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牧马业经历了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建立和初步发展,到宋真宗时期已相当兴盛。为增强军事力量,北宋前期的统治者特别重视马政建设,出台了许多有关官马管理和役使的律令措施,对官马的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孳育、牧场建设、残损官马肢体的处罚等诸方面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为牧马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宋政府通过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气候地理条件不利而造成的官马不昌的缺憾。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欧阳修奉使河东考论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在文学和史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曾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至七月奉使河东,尽管其奉使河东时间短暂,但他不负使命,不仅坚持保留了麟州建制,而且尽力减免河东路的冗兵冗费,减轻河东百姓负担,举荐人才,整顿吏治,加强军备,为缓和河东路的社会矛盾,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前期文官的官、职、差遣之名实转换举隅

官、职与差遣分离是北宋前期官制特征之一,但同时在部分官、职与差遣之名实间却又存在可以互相转换的现象。以中书舍人、台谏官以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等为例,对北宋前期文官之部分官、职、差遣间存在的这一相互转换情况,据有关史料例举而探析之。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北宋蜀地变乱频发、动荡迭起,统治者将其归因于蜀人易动难安、喜乱易摇,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的拟态环境,成为其在蜀地实施特殊化政策和信息管控的基础和依据。针对蜀地各种政治、军事和灾异流言,从中央到地方,每一层级或各司其责、瓦解流言,或联动出击、平息事态,通过召问遣使、以静制变,在信息管控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收到了实际成效。

宋初整顿钱币质量的政策措施

宋初钱币质量混乱,私钱和劣币泛滥。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采取了一系列整顿钱币质量的政策措施。这主要表现为:统一铸造法币,确定钱陌制度,规范钱币质量,严禁私铸劣币。经过宋初整顿钱币质量之后,至真宗景德年间,宋朝货币金融领域中的所谓“祖宗之法”基本上确立,社会经济也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