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发展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级新区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治理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则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高水平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并无显著影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则能够通过建立国家级新区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蕴涵了丰富的民族主义。它产生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先进”所形成的“榜样”力量,以及西方帝国的霸权行径和经济侵略,内部因素是中国自身的落后,以及中国人所具有的“经世忧国”传统精神。它产生的路径基本是:先进的西方列强,对落后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产生严重民族危机,具有“经世忧国”精神的中国人奋发图强,既积极学习西方,仿行西法,又反省自身落后,积极展开竞争,谋求改良、发展,其中,蕴涵了忧患、危机、反省意识及竞争、发展观念,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富强。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追赶性、内向性、开放性特征,且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虽有过急追求发展的一面,但其价值目标及立足自身的方法取向是理性的。

研析国家科技安全机理积极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国家科技安全是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非传统保障要素和物质技术基础,是维护其他重要领域安全的国家因素和力量“倍增器”。通过系统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有关国家科技安全创新内容,深化理解国家科技安全的发展脉络、地位作用、核心内容,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从理论维度、历史视角、实践作用、世界发展等不同方面分析国家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提升维护国家科技安全的思想认识,并提出统筹推进国家科技安全和科技发展、建立常态化国家科技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国家科技安全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国家科技安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青年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批判与思想方法转换

面对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国家治理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批判。《莱茵报》时期主要批判普鲁士官僚制度的治理缺陷,开始了对理性国家观的怀疑。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视野的时空拓展,以及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确立的立场和方法,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批判由政治国家深入到市民社会领域,指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症结。马克思在不断深化的国家治理批判中,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转换,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剖析当下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重要启发意义。

基于天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国省对接与部门联动快速叫应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依托天津市政务云资源,基于天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二期),建设预警快速叫应联动服务数据对接模块,完善基层部门灾情直报信息、灾情月(年)报信息、叫应服务信息、联动部署信息等多类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到国家级平台的全链条业务服务流程,有效解决现有业务环节中数据接入、传输、共享、备案等各种实际问题。该平台在“杜苏芮”台风重大气象服务保障过程中广泛收集了天津市各级预警服务反馈评估数据,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东梦的失落与重建--评罗伯特·马克利《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罗伯特·马克利在专著《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中,批判、解构了长期渗透于东西方关系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并以跨区域史学视野重构了东方主导的早期现代世界格局。该书作者将笛福等经典作家的文学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与非虚构文本史料并置,从而揭示了文学想象与现实间的裂隙,还原出一幅包括不列颠在内的欧洲帝国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重构历程。该书于2023年译介入国内,对中国学者而言,它不仅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范例,也为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权的嬗变

国民政府为了澄清吏治,建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的需要,出台并施行《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抗战期内受免职停止任用处分公务员暂缓执行办法》《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三项重要法令,使违法失职公务员的审判机关不再局限于公务员惩戒机关,其上级长官、服务机关、军法官等都可以做出“种种任意便宜处置”,每一个法令颁布的结果都使惩戒机关原有的惩戒职权被不断限缩,反而成为降低惩戒效果,加剧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民国时期的渔业政策和对南海渔权的维护

进入20世纪后,渔业制度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对维护民族权益起到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渔业条例》《渔业法》和《渔会法》,并在某些沿海省份得到初步贯彻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渔业制度正式颁布和施行。这在中国渔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列强持续侵犯中国领海主权,不平等条约依然是中国渔业受侵扰的根本原因之一。法、日等国纷纷侵扰南海诸岛,掠夺南海渔业资源。中国渔民在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渔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形象演变探析

传统社会,秦始皇主要以暴君的形象流行于世,这与儒家重道德、行王道的政治取向有关。至民国时期,秦始皇形象大变,不仅与古时不同,而且不同的统治阶段也不同。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为例,北洋政府时期秦始皇被斥为专制魔王,国民政府时期则被颂为民族英雄。这一转变实是对彼时社会思潮嬗变的能动反映。北洋政府建立之初,因政体变迁而民主共和思想大兴,秦始皇因其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创建者的身份而遭受严厉批评;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地方自治思想的昌盛,秦始皇武力建国的方式被认为非良策,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因此他再次成为被贬斥的对象。但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日本入侵而致民族复兴思潮高涨,为了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建立大一统之局的秦始皇广受赞誉。同时,秦始皇文化统一的做法,也为国民党坚持党化教育、思想统一的行为提供了历史依据。概言之,民国时期,在民主、民族、国家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秦始皇的形象大异于古;而受制于不同的社会现实,主流的社会思潮亦有变迁,此反映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便呈现出秦始皇形象的阶段性差异。通过以上考察亦可见,教科书中所谓的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存疑的,其书写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为政治所绝对控制。社会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既有融合又有博弈,两者共同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建构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国民政府初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1927-1937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所谓"大学热"时期。为改变高等学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其中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是整顿的重点。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目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规范和控制相结合是国民政府初期整顿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此次整顿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以"裁、并、改、停"为主;第二,整顿内容始终围绕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的控制和管理展开;第三,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次整顿,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无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确立和加强了国民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渗透和影响。

国际农村学前教育普及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农村学前教育普及是保障弱势地区幼儿受教育权利、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均明确以优先普及农村学前教育为基本战略方向,通过确立政府主导地位,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公办园为主、推行国家普及项目等方式大力推动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与政策举措,对我国有效破解农村学前教育普及难题、解决农村学前教育长期薄弱滞后痼疾,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使四川精神在抗战中凸现出来,而且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市民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的改变,同时还加剧了重庆市民生存压力和贫富差距。

“十三五”时期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成效与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十三五"时期,我国诸多社会保障既定发展目标已经实现,部分任务也提前完成。文章梳理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成效,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兜底扶贫成效显著;二是制度框架不断完善与整合;三是保障人数持续增加;四是保障维度实现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五是待遇水平不断提高;六是管理体制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七是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文章还总结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为我国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建设提供了启示,也为我国迈入"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了多起职业教育的议案;戊辰学制对于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再次确认;政府和各省都在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过去职业教育的衰微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提倡。其影响主要是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在法令上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的发展对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政治统治维持与边疆国防巩固——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考述

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教育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统治维持和边疆国防巩固的目的,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新式教育发展所创制的一系列特殊性和优惠性的少数民族教育法令措施,主要包括创设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策进边地读物编译、建设国立边疆学校系统、筹措边疆教育经费、优待边疆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六个方面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今天理解"多元"与"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增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维系边疆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 ,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 ,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 ,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

西康建省始于 1 90 6年清政府筹划川滇边区。 1 92 5年北京政府又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 1 939年 1月 ,经重庆国民政府批准 ,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 ,省府设在康定 ,下辖金沙江以东 33县 2设治局及金沙江以西 1 3县。西康省的建立 ,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藏、彝各民族的团结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治疗成效评析

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外,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如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费短缺等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