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光复初期台湾地区海港检疫的重建及其困境探析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省政当局重建了一套海港检疫管理体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成立台湾地区检疫总所,作为统一管理台湾地区港口和航空检疫的机构,下设十几个检疫所。由于受到地方政治波动的影响,检疫所的管辖权在三年时间内几经转移,影响了业务的开展。检疫所与港务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检疫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台湾地区检疫总所所长因腐败违法,更直接导致检疫总所被撤销。在光复后台湾地区海港检疫工作量和难度均大为增加的情况下,受种种因素影响,台湾地区的海港检疫举步维艰,难以达到有效防疫的作用。台湾地区光复后重建的海港检疫虽自成体系,但因检疫部门与港务系统以及卫生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存在诸多问题,卫生行政的责任逻辑尚未厘清,致使卫生防疫缺乏系统支持而成效不彰。

光复初期中国台湾省小学“国语”教育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中国台湾民众在高压下被迫讲日语。左翼进步人士与台籍志士在抗日战争中,意识到普及“国语”、废除日语的紧迫性。1945年10月25日,中国台湾光复。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不顾各种困难与阻力,尽力召集“国语”教师,探索普及“国语”的教学方案,取得初步成效。为传播“台湾地区人是中国人”理念,加速中国台湾省与祖国内地教育方面趋于一致,教育处于1946年组织重新编写小学“国语”教材。新编“国语”教材不仅注重培育国家认同,还兼顾台湾地区乡土、祖国国情和世界概况等知识。诚然,光复初期中国台湾省小学“国语”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教材内容偏难、教科书较贵、高水平教师缺失等。但中国台湾省小学生接受基础教育,学习“国语”及发音是十分必要的,教育处的努力对中国台湾省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的主要农业政策论析

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改制后的台湾省政府,施行的农业政策主要包括公地放租和公地放领、肥料配售和肥料换谷、整修农田水利设施、田赋征实等。这些政策在战后台湾地区农业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台湾地区较快摆脱了日本殖民地经济阴影。总体而论,战后台湾地区农业复苏的水平,居全国前列。同时,评价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农业政策,还应看到,田赋征实与肥料换谷在实际操作中已蜕变成对岛内农民的盘剥,曾引起普遍反感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