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2018年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99座及祭祀坑1座,出土陶、铜、铁、玉、石、骨器等500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明确进入西汉纪年的墓葬,证明了汉初秦昭襄王长城以东的福路塔墓地所在区域仍然在西汉王朝的控制之下。该墓地以秦文化为主导,但同时存在赵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和西戎人群相关的随葬品,对于研究多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咸阳茂苑小区一期汉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咸阳茂苑小区一期范围内发掘汉代墓葬百余座。其中M1、M9和M49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年代从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随葬有陶器、漆器、铜牌饰、石祖及幼布三百、差布五百等王莽货币,推测墓主为居住于茂陵邑南部郊区的普通民众。这为探索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河南三门峡后川墓地秦汉墓葬发掘简报

201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门峡后川村共发掘古墓葬229座,其中13座墓葬排列较为规律,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70件。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推测其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三门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地以及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传教士与清末民初西方体育文化传播

清末民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也是西方体育文化在我国的传入和传播时期。传教士对于清末民初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了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特别是奥林匹克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还引发了中国人体育价值观念的变化,催生了西方体育文化的中国化。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路径主要有:大众传播,通过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组织传播,通过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等社会组织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人际传播,通过体育竞赛这种特有形式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

《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等西汉前期人的著述中 ,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说明此时期墨学地位与儒家难分仲伯。西汉前期人十分明了儒墨学说的种种对立 ,说明此时期墨家思想学说依旧在流传。那么清代汪中、孙诒让等人所说的“墨学西汉中绝论”便有失检点 ,可见盲目崇信前人成说的学术态度并不足取。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平民意识的涨落与汉初两种社会思潮的嬗变及儒术独尊

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上层由下层平民上升而来,平民性格成为普遍的、主导性的"社会性格",平民意识因之而在社会上凸显。因与平民意识能相接榫,黄老思潮逐渐流行开来。然而,随着汉初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上层又逐步走向贵族化,社会上层原本具有的平民意识日益减弱乃至终结,其"社会性格"亦发生改变。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层找到厚实的心理基础,儒学的官方思想地位由此被催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