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层对和平共处的认识

在两极对立的冷战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至1956年,通过直接建交和谈判建交的方式,与2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外交实践,实现了与一些国家的和平共处。国家领导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实践中认识到: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外交的长期方针;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制度自信是和平共处的底蕴;国家富强是和平共处的后盾;和平共处要有危机意识;坚持和平共处形式上的多样性、策略上的灵活性和方针上的求同存异;签订和平条约和建构制度机制是和平共处的保障。上述认识对当下坚持和谐共处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有指导意义。

民初新式知识分子重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

民初一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并努力诠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赋予此一流行话语以时代新义,其中“天下”与“国家”由异趋同聚合为近代共和国,而“匹夫”则由传统臣民一跃而为近代国民。“天下”与“匹夫”的关系遂转变为国家与国民的新关系。而近代语境下的“匹夫有责”的“责”则凸显为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义精神,视其为天赋人权精神中应有之义,具体外现为职责、责任、良心与诚信等道德素养,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诉求。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渐成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研析国家科技安全机理积极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国家科技安全是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非传统保障要素和物质技术基础,是维护其他重要领域安全的国家因素和力量“倍增器”。通过系统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有关国家科技安全创新内容,深化理解国家科技安全的发展脉络、地位作用、核心内容,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从理论维度、历史视角、实践作用、世界发展等不同方面分析国家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提升维护国家科技安全的思想认识,并提出统筹推进国家科技安全和科技发展、建立常态化国家科技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国家科技安全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国家科技安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青年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批判与思想方法转换

面对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国家治理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批判。《莱茵报》时期主要批判普鲁士官僚制度的治理缺陷,开始了对理性国家观的怀疑。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视野的时空拓展,以及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确立的立场和方法,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批判由政治国家深入到市民社会领域,指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症结。马克思在不断深化的国家治理批判中,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转换,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剖析当下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重要启发意义。

基于天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国省对接与部门联动快速叫应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依托天津市政务云资源,基于天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二期),建设预警快速叫应联动服务数据对接模块,完善基层部门灾情直报信息、灾情月(年)报信息、叫应服务信息、联动部署信息等多类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到国家级平台的全链条业务服务流程,有效解决现有业务环节中数据接入、传输、共享、备案等各种实际问题。该平台在“杜苏芮”台风重大气象服务保障过程中广泛收集了天津市各级预警服务反馈评估数据,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发展现状与改革创新

中国已成功创立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形成了分级分类、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的发展规划体系和实施机制,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但仍应当看到,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存在各类规划过多过杂、功能定位不清、隶属关系不清,部分规划缺乏实施抓手、编制主体纷杂、彼此衔接不足等问题。未来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基本方向是制度化、法治化和体系化。我们应当明晰不同类型规划的定位和功能,明确不同层级规划之间的隶属原则,健全规划实施机制,建立和完善与发展规划相衔接的年度计划制度,从而推动规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一套"三级四类",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统领,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国土空间规划总控,以专项规划为特定领域延伸细化,以年度计划为重要抓手,层层隶属,各级各类规划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系统完备的发展规划体系,使这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澳大利亚儿童早期学习框架的性质、内容与特点

为了保障高质量的儿童早期教育,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资关系部于2009年颁布了《归属、存在和成长:澳大利亚儿童早期学习框架》。作为该国首次制定针对早期教育工作者的国家课程标准,其出台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的极大关注。该框架是为了落实早些时候颁布的《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国家质量框架》而制定的,其内容主要由五个实施原则、八大实践方法、五项学习成果组成,体现了关注儿童自我认知构建、强调儿童社会能力培养、聚焦儿童灵性世界养成等显著特点。

国际农村学前教育普及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农村学前教育普及是保障弱势地区幼儿受教育权利、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均明确以优先普及农村学前教育为基本战略方向,通过确立政府主导地位,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公办园为主、推行国家普及项目等方式大力推动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与政策举措,对我国有效破解农村学前教育普及难题、解决农村学前教育长期薄弱滞后痼疾,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时期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成效与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十三五"时期,我国诸多社会保障既定发展目标已经实现,部分任务也提前完成。文章梳理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成效,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兜底扶贫成效显著;二是制度框架不断完善与整合;三是保障人数持续增加;四是保障维度实现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五是待遇水平不断提高;六是管理体制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七是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文章还总结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为我国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建设提供了启示,也为我国迈入"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民政府初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1927-1937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所谓"大学热"时期。为改变高等学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其中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是整顿的重点。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目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规范和控制相结合是国民政府初期整顿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此次整顿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以"裁、并、改、停"为主;第二,整顿内容始终围绕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的控制和管理展开;第三,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次整顿,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无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确立和加强了国民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渗透和影响。

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

1933年,随着西方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和美国在国际上的大量购银,长期处于“两”“元”并存局面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政策,虽然步履维艰,但“废两改元”最终完成了中国币制的统一,确立了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工商业的极大发展。

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经验

新型政党制度嵌入中国国家治理存在三个重要的逻辑:其一,建立基于权力分享与吸纳的包容型党际关系,为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二,协商合作所贯彻的民主化、科学化与一致性逻辑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的实践基础。其三,价值认同领域的高度统一则构建出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政党政治文化。基于内在逻辑的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不断衍生出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动力,并建立了新型政党制度支持和优化国家治理的转换通道,最终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而又充沛的制度供给。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了多起职业教育的议案;戊辰学制对于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再次确认;政府和各省都在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过去职业教育的衰微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提倡。其影响主要是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在法令上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的发展对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基本框架

食品安全战略是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制度框架。国际上形成了风险分析型、整体安全型、合作治理型三类食品安全战略模式。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面临消费结构、产业基础、监管能力、城乡差距等诸多挑战。基于跨学科理论,构建"使命—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研究认为,应把握共享、绿色、创新三大发展理念,激发市场、政府、社会三类治理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战略核心指标体系,并实施基础治理设施建设、监管体制改革、产业健康发展、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提升四项行动方案。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发展道路,群众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群众体育的多元治理格局,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但也存在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与不平衡并存、群众体育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新时代群众体育应以提高体育参与水平和质量为核心目标,以促进群众体育智慧化发展为方向,以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以不断提升群众体育治理能力为路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市场竞合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之语境变迁

2020年11月3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中央列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无疑,媒介融合将成为未来媒体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99年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来,媒介融合经历了哪些传播实践?媒介融合研究了哪些内容?未来媒介融合将走向何方?这些都需要现实解题。文章通过对2000年至2020年CNKI期刊库相关文献的分析,梳理出中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的语境变迁:媒介融合研究经历了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到全媒体("四全媒体")的概念变迁;经历了研究者从单一到多元、研究学科从单学科到跨学科的主体变迁;经历了从市场竞合启动的媒体流程再造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变迁。随着媒介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中央、省、市、县的全局纵深网络,未来媒介融合研究要强化先导式、引领性、系统性理论建构研究,形成中国学派,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媒介实践并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体育强国建设中依法治体的路径研究

体育强国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体育强国要求依法治体。通过文献研究等方法,发现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征程中体育法治存在体育法制体系不完善、重点领域的“放管服”不彻底,执法机制不畅通,体育部门协同治理能力不强、监督体制不完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统筹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应当完善体育法律法规、巩固法治政府成果、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健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组织保障落实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