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河南三门峡后川墓地秦汉墓葬发掘简报

201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门峡后川村共发掘古墓葬229座,其中13座墓葬排列较为规律,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70件。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推测其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三门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地以及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

《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等西汉前期人的著述中 ,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说明此时期墨学地位与儒家难分仲伯。西汉前期人十分明了儒墨学说的种种对立 ,说明此时期墨家思想学说依旧在流传。那么清代汪中、孙诒让等人所说的“墨学西汉中绝论”便有失检点 ,可见盲目崇信前人成说的学术态度并不足取。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平民意识的涨落与汉初两种社会思潮的嬗变及儒术独尊

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上层由下层平民上升而来,平民性格成为普遍的、主导性的"社会性格",平民意识因之而在社会上凸显。因与平民意识能相接榫,黄老思潮逐渐流行开来。然而,随着汉初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上层又逐步走向贵族化,社会上层原本具有的平民意识日益减弱乃至终结,其"社会性格"亦发生改变。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层找到厚实的心理基础,儒学的官方思想地位由此被催生出来。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论中国早期私家园林

秦代以前中国无私家园林。私家园林产生于西汉早期并兴起于西汉中期。它是从皇家园林脱胎而来的。早期中国私家园林带有鲜明的皇家园林痕迹 ,面积广阔 ,建筑宏大 ,但已具备“宅园”

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看两种货币与汉初社会

关于秦汉间的货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通志·食货略》、《文献通考·钱币一》、《钱币考》等,皆沿袭类似的材料,汉初社会的货币情形俱未得到清晰的记述。张家山汉简的发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转机。本文结合《二年律令》具体探讨当时的货币情形与折射出来的社会状况。汉初社会有两种货币,即黄金和铜钱。通过对它们的使用和功能的分析,折射出当时经济萧条、通货紧张、伪钱盛行、物贵钱轻、重金贱钱、敛金风起的社会现象。这种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汉初二十年的货币和社会状况。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分析

在中国古代史上,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效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值得重视和深入分析。这一思想与政策,强化了举国上下的重农意识,充分发挥了财税杠杆对农业的激励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成为后来治国的范例。

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

传统观点认为汉政府分立乌孙两昆弥之事在甘露元年。但据新近出土的悬泉汉简部分释文分析 。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不听”的“不允许”义的出现不迟于汉初

本文针对谢质彬先生认定的“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相应结论,通过“不许”同“不听”异文、“听”“许”连文、古人对“听”字的训释以及谢文所提两个标准的互相予盾等情况的辨析,论证了“不听”作“不允许”解不迟于汉初的观点。

“正诸侯之礼”与西汉前期的文学创作

西汉前期,诸侯王多有僭礼、背礼之举。这一时期不少文学作品以“正诸侯之礼”为主旨,或批判诸侯王骄奢淫逸,或指斥诸侯王荒政虐民,或反对诸侯王僭越不臣,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韦孟《讽谏诗》等。西汉前期诸侯王与其治下的士民官吏具有君臣名分,诸侯国的士民官吏具有明显的“二重的君主观念”。根据文本预设接受对象的不同,这类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诸侯王为目标读者,如枚乘《七发》、韦孟《讽谏诗》、司马相如《子虚赋》等;另一类以天子为目标读者,如贾谊《新书》、司马相如《上林赋》等。文本预设接受对象的特定性,直接影响作品的题旨、内容及言说方式。汉武帝之后,伴随中央集权的强化,天子礼尊崇在上,诸侯王僭越、背礼被视为对君臣大义的挑战,诸侯之礼开始纳入严格的礼制规范,“正诸侯之礼”逐步成为现实。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关系

史家一直认为汉初丞相位尊权重,有很强的独立性,然而通过《二年律令》,我们可以看出西汉初相权并不完全独立,御史大夫比丞相承担更多的日常政务,对丞相进行监督与牵制,这是封建官制不断加强皇权的必然。

也谈“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

考之于古籍"不听""不许"互为异文、古训家以"许"训"听"、"听""许"同义连文诸语言事实,无一不在说明,"不听"用为"不允许"义最迟产生于汉初。而谢质彬先生《"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关于"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及相应结论都是有欠妥帖的。且谢文所提判定"不听"意义的语义标准和语法标准也是相矛盾的。

从“功臣”与“社稷臣”之辩透视汉初官风之变

西汉初年官僚群体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高惠高后时期的"功臣"观念向文景时期"社稷臣"的转变,为政之风也从清净疏阔逐渐变为醇谨守职,开始注意官僚群体的行政能力和对皇权的恭顺。这种变化为武帝时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的鼎盛之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