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层对和平共处的认识

在两极对立的冷战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至1956年,通过直接建交和谈判建交的方式,与2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外交实践,实现了与一些国家的和平共处。国家领导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实践中认识到: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外交的长期方针;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制度自信是和平共处的底蕴;国家富强是和平共处的后盾;和平共处要有危机意识;坚持和平共处形式上的多样性、策略上的灵活性和方针上的求同存异;签订和平条约和建构制度机制是和平共处的保障。上述认识对当下坚持和谐共处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有指导意义。

民初新式知识分子重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

民初一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并努力诠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赋予此一流行话语以时代新义,其中“天下”与“国家”由异趋同聚合为近代共和国,而“匹夫”则由传统臣民一跃而为近代国民。“天下”与“匹夫”的关系遂转变为国家与国民的新关系。而近代语境下的“匹夫有责”的“责”则凸显为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义精神,视其为天赋人权精神中应有之义,具体外现为职责、责任、良心与诚信等道德素养,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诉求。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渐成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亚当·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和影响

民国初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中国先进分子没有放弃对中国富强道路的追寻,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仍然受到关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常引用斯密学说;斯密诞辰200周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时,《东方杂志》《学艺杂志》等杂志刊文予以纪念;刘秉麟写《亚丹斯密》,系统介绍和研究斯密学说;一些学者翻译的日、英、德、法等国的文章和著作中,涉及斯密学说。民国初年,留学归国者成为斯密学说的传播主体,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社、课堂等媒介,促进了斯密学说进一步传播。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新年画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民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塑造

新年画是一种兼具娱乐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传播媒介,具有承载政治诉求、宣传新政策、传递新思想、展现新生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等多重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融入新年画的创作、传播中。具体来说,党通过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探讨、展览活动等方式,努力做到新年画形式的通俗化和内容的日常化,再凭借新年画独特的图像符号叙事和艺术魅力深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实现民众的政治动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的传播,转变社会风貌产生了积极影响,最终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

长征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建立研究述评

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从理论内涵、历史背景、方法策略等角度梳理了有关自长征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四川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建立的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不足,并从研究的系统性、研究视野、研究深度等方面提出建议。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教育学与哲学都需要教育哲学强化本质联系

20世纪初是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教育学从无到有的初创时期。1923年面世的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是以“教育哲学”命名的中国第一部教育哲学。认真研读民国初年近现代教育哲学著作,对全面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发展,了解它们对西方哲学和教育学、教育哲学的介绍和评判,对新时代通过强化教育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来强化教育学与哲学的本质联系,使它们都能更好发挥作用有积极意义。

民国初年的军队防疫与军阀政治

民国初年,传染病的肆虐严重影响着军人的生命安全和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应对疫情,陆军部颁行了一系列军队防疫法规,各地军队制定了具体的防疫措施和办法,军队也较注重防疫人才的培养和防疫知识的传播。在国家与地方的防疫事业中,军队在参与地方防疫组织、阻断交通、委派军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初的疫情防控也反映了军阀政治的特点,地方政权军事化削弱了中央政府抗疫能力,防疫过程往往贯穿着军阀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与争夺,展示了军阀政治下国家防疫的困境和艰难。

阅读促进视角下建国初期(1949—1956年)党员学习教育述析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地在全党开展了旨在肃清矛盾、统一思想的学习运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启蒙和文化学习运动。阅读实践在其间显现出开展思想教育和政党建设的独特价值。通过聚焦阅读内容、完善阅读制度、扩展阅读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阅读促进下取得了党员学习教育的显著成效。研究认为,建国初期以阅读促进党员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新时代的党员教育应永葆中国共产党锤炼自身党性的阅读初心,以统筹“一盘棋”的阅读机制提升学习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并不断吸收各界群众的阅读参与,由全党全社会共建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学习共同体”。

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生活化建构探赜——以电影为考察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作为日常娱乐的电影活动也以有序的方式进入到具有高度规范性、系统性和层级性的政治模式中。党和政府通过禁止与批判好莱坞电影,为日常娱乐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扫除思想障碍;译制与放映苏联影片,为日常娱乐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提供“他者”元素;创作与提升国产影片,为日常娱乐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提供主渠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使人民在娱乐的同时接受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手段。

民初法统之争的语境分析及法理启示

语境分析方法可以在复原观念事实的基础上,厘清规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进而将两种视角相结合,这对于分析民国初年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法统之争至关重要。在中华民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上,学界形成了“革命建国说”与“双重法统说”两种主流观点,但并未还原清末民初的一个重大观念事实,即两种法统观或两套宪法叙事的并存,使得当下诸多研究沦为民初南北双方“站队”的复现。借助语境分析方法,可知民国初年的法统之争是二元宪法叙事的具体呈现,南北双方围绕民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逊位诏书》性质、政府组织形式等重大宪法问题存在两套相互排斥的叙事逻辑,这使得双方的政治妥协极其脆弱。加之南北双方政治实力的差异和政治整合能力的不足,对立的宪法叙事最终导向南北决裂的政治乱局。上述观念史实对于今天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法理启示,应当重视法律条文背后的共识凝聚,重视公众参与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增强民主立法实效。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研究

清末民初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和嬗变期,新与旧的剧烈冲突,使得这一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婚嫁服饰同样经历了由传统至现代的过渡。江南地区作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重要阵地,其婚嫁服饰变革特征明显。以相关画报等资料为线索,对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进行研究,并将其重要历史特征及变革过程进行分析,从而为研究婚嫁服饰的历史衍变提供参照。

简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由“五育并举”到“四育并提”

"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国初年"四育并提"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础。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制定,体现了推翻帝制后教育观念由臣民向公民的现代转变,而其形成过程,更是当时教育思想纷争讨论的一个侧影。探讨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问题,不仅可以深化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市民生活城市化、社会化、公共化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使人们思想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形成日益趋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成为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

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述论

民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共和民主政体的社会形势,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技术人才的要求,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清末新教育制度加以批判,同时,也对民初的教育状况或设计方案日渐不满,认为这是西洋工业化社会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在工业不甚发达、科学不太昌明且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并不适应。典型的是新教育体制与社会产业结构相脱离,书本教育不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学生生计出路及生产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于是,倡导实利主义教育,进而又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二者构成了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并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疆官钱局发展始末述略

1884年新疆建省,为解决币制的混乱局面,首任巡抚刘锦棠应清政府“规复全国钱法”的政令着手统一新疆钱法。遂于1885年创设迪化官钱局,并在全疆次第开办喀什、阿克苏、库车和伊犁四大官钱局,至民国初期一直沿用。官钱局创设后发行货币,统一钱法,有力促进了新疆经济交流和商贸繁荣。

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白话报”初解

文章以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西藏、新疆和北京地区创办的民族文字白话报为样本,试图厘清这一时期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对国家民族事务的积极意义,解析其传播模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认识和探索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巩固国防、新生人民政权、爱国主义和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高度论述了解决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制度前提、根本途径、物质基础、主体力量、基本原则等方面构建了解决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从经济、政治、教育、卫生等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方面提出了解决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一系列举措,初步彰显了人民政权的民生价值取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