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ING BOHAI SEA ZONE AND TIANJIN INTO A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EAST ASIAN & ASIA-PACIFIC ECONOMIC BELT

Compared with the stagnanteconomy of the rest world,Asian-Pa-cific economy has been experiencingthe hightest growth since the 1980s.Now,most researchers and officials,and even entrepreneurs believe

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人观,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重德轻法"的治国观。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质性,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通过对"东亚经济模式"宏观层面的"政府主导"、微观层面的"宗法式企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洞悉儒家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东亚经济模式"形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后危机时代东亚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国角色分工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地区的经济数据,发现随着中国对东亚生产网络的不断融入,零部件、半成品和资本品的贸易得到迅速增长,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不断提升,并且主要从事产品分工的中后期环节。另外,在同东亚地区的贸易形式上,中国表现出了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尤其是在中间品和资本品类别中。通过对GL指数建立计量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科技水平差异以及经济自由度的差别,与其国家或地区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负相关。并且,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度的影响作用很大,故从制度方面加快区域内部自贸区的建设对于加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十分重要。

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空间经济效应:促进中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视角

中国西南内陆直通印度洋的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合拢、西南地区“向海开放”的重大工程。构建三国四地区的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在传统东部出海贸易通道、新通道开辟、新通道高水平联通3种情景以及辅之于向西转移的产业补贴政策和促进西部与东部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两种情形下,模拟分析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空间经济效应,结果发现:(1)传统东部出海贸易通道下,中国深化开放政策有利于工业生产向拥有大市场的东部地区转移,但这将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差距;(2)西南陆海新通道开辟后,中国西部内陆直接从印度洋出海,贸易成本下降、贸易和市场规模扩大,本地市场效应促进工业生产向西部地区集聚,将缩小东西部差距;(3)新通道高水平联通下,四地区间产业资本布局竞争更激烈,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通道效应最直接,可以很大程度上扭转其区位劣势;(4)与辅之于向西转移的产业补贴政策相比,促进西部与东部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具有内生的产业转移效应,或可助力破解“胡焕庸难题”。

论中国道家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与儒、释并列中华文化三大主干的重要学术流派——道家,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看重个体生命,而且也重视国家地区整体的和谐发展,对于解决当前东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的合作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资源。

东亚一体化新格局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影响

本文分析海峡西岸经济区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以及东亚一体化发展对福建外贸增长的作用及长短期影响,研究福建融入东亚经济体系的现状,为进一步研究福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东亚因素论

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国因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亚洲因素,关注东亚因素。总体上看,日、韩和东盟等亚洲国家、地区与中国各方面关系的发展情况良好,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也应正视这些国家、地区及相关国际组织与中国之间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和要素。东亚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在各种各样的亚洲区域合作中体现出来。研究中国经济中的东亚因素,对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必要的。

儒家经济学的构建与西方发展论的局限——基于儒家思想对阿西莫格鲁等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批判

本文以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贫困的源泉》为例,总结和批评西方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东方发展现实面前显露的局限性,并基于儒家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及已构建的简要的儒家经济学框架,对东方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进行分析,以此进一步推动儒家经济学的构建。首先,通过东西方发展思想的比较,对上述著作的一般前提和方法论进行探讨;其次,进一步分析西方制度决定论存在的局限,比较东西方理论存在的重大差异,论述儒家理论中的经济概念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东方发展制度的合理性;再次,分析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东方及中国制度的误解,这不仅影响了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影响了该理论自身的发展;第四,以日本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东方发展模式并非遵循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并根据日本发展事实总结了新的发展理论模型;最后,在进一步阐述新发展模型的同时,从更深入的层面分析儒家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东亚体系是"天下共同体",倡导和谐共处,"以不治治之",共生共荣。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时代,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害,美国要摒弃冷战思维,与时俱进,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相互同处于平等的主导地位,要相向而行,以发展化解矛盾。双方在合作中发展利益,在利益发展中加深诚信,再反作用于合作的深化,把利益与诚信辩证统一起来化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关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比思考

当前 ,如何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是众多西部省份的重要课题。对比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模式 ,设定下一步的西部发展模式 ,即基础设施 +生态经济 +东部速度 ,更好地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

资本积累,还是技术消化?——评两种经济学流派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再认识

"资本积累论"认为要素投入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技术消化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原因。"资本积累论"和"技术消化论"的分歧,源于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和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不同看法。"资本积累论"有统计数据和方法论方面的缺陷,并且与经济事实相悖。"资本积累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脉相承,其增长核算模型对后发国家的适用性值得思考。"技术消化论"继承熊彼特式技术演化的研究方法,比"资本积累论"的纯粹数理分析更接近现实。

中国的农本社会:告别抑或挽留?

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与要求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严重不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排外性的城市化和外来打工人口壅塞湖并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不足,从而被迫日益依赖外需。中国缺乏将经济转型同步转化为社会转型的能力,以至于高速增长对农村人口和农民工来说缺乏包容性和分享性。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桎梏,由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转型因受到严重的制度性阻碍而正在酿成爆炸性后果。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转型: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及政策启示

与中国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转型进程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数据。本文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转型进程置于其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加以考察,在概述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农业转型进程基础上总结了共同特征:都经历了由自耕农体制向鼓励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转型;都出现了绕过农业工业化进程必经的土地密集型阶段的“赶超”现象;都选择了土地节约型及兼业化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宗农产品在本国种植业内部和国际市场上都缺乏竞争力。尽快完备农地“权利束”为农地规模流转提供制度基础、抓住仍处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初等发达阶段迈进这个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最佳时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动力,以及用好以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指向的农业补贴工具是东亚主要经济体农业转型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特朗普冲击”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挑战与应对

受"特朗普冲击"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日益面临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上的"双重不确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变化和发展方式调整的重构期。本文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等域外发达国家的脆弱性依赖和区域经济合作自身制度建设过程的自主性不足是导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特朗普冲击"下不确定性骤增、一体化和制度化进程出现严重滞缓的根源。中国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以及域内主要成员之间的互信不足和利益偏好变化是导致区域合作困境重重的直接原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既需认识到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需认识到其长期性与艰巨性。鉴于中国已成为重塑区域经济结构、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性力量,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开发和开放国内市场,增强中外互信,厘清"亚太"与"印太"合作之间的关系,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与既有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互补性,不仅关乎中国自身发展,对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增长也十分重要。

重新审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经济奇迹证明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暴露了东亚经济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暴露了这种经济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

近20多年,东亚经济的增长远领先于很多世界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即使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80年代,东亚国家仍保持其高速增长,被称之为"亚洲奇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也受到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本文将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分析政治和文化因素对这一模式的影响。

东亚国民文化特质与经济发展

本文在探讨东亚地区国民文化特质形成背景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国民文化特质在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其对我国在发展现代化经济过程中应重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启示．

关于东亚模式的再思考——东亚发展模式的分化分析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形成,环境变化引发内在矛盾,导致东亚模式成功背后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东亚模式的内在矛盾渐渐开始现实化。这种矛盾不光是东亚模式的变化,连东亚模式的分化也发生。因此东亚模式国家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内涵的透明性,效率性和合理性的提高问题,按照国际环境的变化,摸索国家与市场的新关系。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这意味着为了防备金融自由化与贸易竞争的扩张,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

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基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启示

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了避免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该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比较。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比较并参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应的经济增长变化趋势,该文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消费习惯和制度缺陷显著地影响了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同时,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商投资、过度的城市化、自主创新能力的缺失及环境污染等均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基于此,该文认为:当前,我国应当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进行供给侧改革与金融改革,调整人口政策,并且在政策上加大对教育、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才有可能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东亚模式的争议与我见

东亚模式是否存在,是近年来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要素即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可分经济、政治、文化三种类别,每一类模式中均有诸多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征。但与西方欧美成熟模式相比,东亚模式仍处于初期阶段,经金融危机考验后需要经过整合而成为第二代发展模式。不能用西方现代的模式标准来衡量东亚刚刚起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