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环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地位的确立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比较重要的年份,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宁夏会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一系列事件中环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月西征战役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把以环县洪德城为中心的新苏区建成“西方根据地的重心”,陕甘宁省成立后省委和省政府迁移到今环县洪德镇河连湾村,使河连湾村成为新苏区的枢纽,起到了“西方根据地的重心”的作用。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分别会师后,继续进行战略转移,充分说明红军长征还在继续。11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山城堡战役胜利标志着红军长征最终结束,山城堡应是红军长征的结束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实践路径——以红军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为例

西征战役,是1936年红军开展的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在西征途经的回民聚居地,党和红军高度重视民族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统战宣传,促进回民认同感的形成;实现和维护回民利益,促进归属感的增强;激励和发挥回民力量,推进使命感的培养。通过上述三个层次实践路径广泛争取和团结回民,在改善民族关系、壮大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等层面取得良好成效。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征山西还是陕南游击?——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战略决策争论

红一方面军1936年春的东征,巩固和发展了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东征山西决策的酝酿和实施过程中,毛泽东与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曾产生严重意见分歧。毛泽东和林彪关于红一方面军东征战略决策的争论,既反映出红一方面军东征正确决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慎重分析和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揭示出双方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游击战争的认识差异。全面客观地分析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战略决策争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红一方面军东征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于红军西征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1936年5月至11月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是中共中央在新的战略选择下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西征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既定的战略意图。在西征过程中,中共广泛建党建政,实行土地改革,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开展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了高涨的抗日氛围,开创了西北大联合的良好局面,对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蓬勃高涨产生了很大影响,宁夏在西征的战略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

革命标语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留下的大量革命标语,具有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特征。革命标语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与民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多元的宣传工作制度。

萧锋《长征日记》辨正四则

本文通过比对萧向荣、徐永昌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及其他第一手史料,认为萧锋《长征日记》中关于1936年红军东征的记载有四个错讹之处:其一,红军东征取得第一个大胜仗的时间是"2月26日"而非"2月24日";其二,红军东征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斗的时间是"3月10日"而非"3月11日";其三,东征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召开的时间是"3月13日"而非"3月12日";其四,东征红军攻克吉县县城是"4月15日"而非"4月17日"。

民国海关档案中的川东“神兵”事件

解码民国海关档案,从史原学看:发生在1921年初的万县“神兵”运动,是以神灵附体少女,在张爷庙设坛聚众,攻打万县县城。遭到军阀镇压后,溃散在利川、垫江、奉节、万县等川东一带继续活跃,部分沦为土匪,部分被军阀收编,部分投奔川鄂红军,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以“神”号召,是中国农民起义代天行事的神秘方式之一;“神兵”运动不仅反军阀、抗捐税,同时反“洋人”及海关抽税,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解码海关档案,从学术上进一步厘清川东“神兵”的神秘性、反帝性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三军远征及意义

“三军远征”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情况下,秘密进行的战略转移准备,反映在军事部署上体现为三军分途远征。三支部队分别向东、西、北三面次第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敌人,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为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相应贡献。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历史定位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由此,红六军团开始进入没有根据地做依托的西征行动,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它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那种临危受命,勇于担责的忠诚意识;那种不言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那种爱群众,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并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军东征目的辩

关于红军东征目的诸多误说,或以偏概全、或错解史料、或罔顾史实,影响人们对东征战略意义的正确理解,且易造成历史认知混乱。红军东征,其目的包含了根本方针、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个层面,其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根本方针,实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战术目标,完成"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

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的功能与方式选择——以宁夏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为例

文化传承对于增强价值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具有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红色文化,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形成的革命文化,在印证历史、传播话语、构建民族精神以及实现价值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革命纪念园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承担着继承、弘扬和不断发展创新的使命和责任。在新媒体时代下,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价值内涵、丰富红色文化物态形式、创新红色文化传播载体、增强红色文化感官体验,才能使红色文化不断与时俱进,持续焕发生命力,同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论红三十三军的历史功绩

由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的红三十三军,其战斗历程、巨大贡献和历史作用,在中国革命史和军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篇章。对红三十三军的建立及演变、战斗功绩、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梳理。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例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红军形象和长征历程的文字。它塑造了信念坚定、品行高洁、纪律严明、工作得法的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国际形象,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红军东征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发动的,为援助与响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的战略步骤。红军东征开创了山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震慑了阎锡山的妥协投降和剿共反共活动,促使其政治立场和态度发生转变,推动了山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新阶段的到来和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于红军东征胜利原因的思考

红军东征在短短的75天实现了扩充红军、筹集款项物资、在山西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等重要任务。究其原因,首先是党科学的政策指引,东渡黄河的战略决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以保障后方安全缺一不可;其次是正确的军事判断,灵活的军事策略和严明的军队纪律是取得胜利的基石;最后是团结的军民关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从江西到贵州:红六军团西征初期作战史实探微

1934年8月5日到9月20日,红六军团突破湘、赣、粤、桂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贵州清水江领域。为研究方便,可将此阶段定义为"红六军团西征初期作战"。综合考察这段历史,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红六军团西征初期作战并不像以往历史叙事中的那样一帆风顺,红六军团虽然暂时摆脱险境,但西征途中减员很大,这点容易被忽略。红六军团西征初期作战只是部分完成中革军委的预定战略目标,且在某些区域加强了国民党军的防守,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天险的难度。

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再研究——以东征往来电报信函为中心

红军东征是中国革命史和山西区域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基于红军东征过程的往来电报、信函等一手资料,以1936年3月底中共连续召开的晋西会议、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入晋和4月中旬中阳三交镇战役为主要节点,可将东征过程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红军东征未能实现瓦窑堡会议和晋西会议确定的“在山西开辟根据地,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只是在取得“扩红、筹资、赤化”三大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做到了全身而退。通过红军东征,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彼此之间都有了新认识,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东征之后的红军西征、两广事变、百灵庙大捷和西安事变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困难局面,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再次进入山西,领导全民族抗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红军西征期间民族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红军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红军战士浴血奋战,攻坚克难,成为历史壮丽的画卷。红军西征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受到回汉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红军西征的胜利,保障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