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基于西北地区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挑战,这一现象抑制了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涵盖了资源利用和经济活力等方面。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但区域间绝对差距依然在扩大。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东部地区,少有西部地区的相关研究及两个区域之间的差别等。据此,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对比分析西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山东、浙江、广东三省的人均GDP等面板数据,评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挖掘潜在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文章旨在探讨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手段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而助力我国金融科技体系的完善,逐步缓解我国发达地区的发展压力,同时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东亚经济的调整与合作

本文描述了东亚经济及其模式的一般特点,重点阐述了其显露和隐含的问题。文章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东亚国家必须突破日本一雁领头的"雁形结构",尽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国领先的"双头鹰结构",或由日本、中国和韩国三足鼎立的"鼎形结构",提高产业调整速度,共同实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要在和平条件下提高区域合作紧密化程度,其中,"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组织的不断完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将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中韩金融合作的战略研究

中韩的金融合作是伴随着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进行的。双方的金融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切实可行性,发展与深化金融合作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双方应当从实际出发,以解决主要问题为主线,有步骤地、协调地开始和扩大不同领域的金融合作,以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双赢局面。

200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市域经济时空分异研究

文章以市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统计分析法和ESDA-GIS方法,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指标,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市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格局总体变化较小,发达地区多集中在沿海地带、各大经济区,东部靠近海岸一线发达西部远离沿海一带落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整体差异减小,均衡性增强;各地域单元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增强,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发展的高值集聚特征明显,但有弱化趋势。基于区位条件、历史基础、经济区的集聚扩散效应和区域发展政策对东部地区的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实施区域倾斜政策逐步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本文根据区域政策在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差距变动中的作用,提出应当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实施区域倾斜政策,以实现控制地区相对差距不再扩大的第一步目标和地区绝对差距逐渐缩小的第二步目标。指出这一区域倾斜政策应当是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区域政策,是一个向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倾斜的区域政策,是一个包括经济优惠、社会公平和生态补偿等方面手段的区域政策。

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差异分析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FDI)虽有向中西部推进的趋势,但仍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各地区投资效率的差异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中西部地区应从改善投资软环境入手,强化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努力消除与东部地区在投资效率上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合作角度构建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启动了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课题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已纳入振兴东北总体规划。内蒙古东部与东北三省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在经济区划上同属于东北经济区,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联系,并有极强的经济互补性。所以打破地区分割、实行优势互补的区域合作与区域发展战略整合是大势所趋。

周边经济体掀起缔结RTA高潮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我国周边国家掀起了缔结RTA的高潮。一方面,这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体应对全球RTA缔结高潮和地区经济集团化压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周边经济体、地区外经济体利益角逐的结果。周边经济体缔结RTA对我国谋求经济发展,寻求稳定、和平、繁荣的周边环境,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统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东区域电力客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电力客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是电力市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介绍了华东区域电力客户与发电企业跨省直接交易模式开展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利润的可行性分析。从经济角度提出了利润空间的概念以及计算模型,通过计算跨省交易的利润空间,得出上海地区典型大客户与安徽省发电企业进行跨省直接交易和在上海市内部进行直接交易相比,更具诱惑力,更能充分利用资源、体现价值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验证了:输配电价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利润空间的大小;输配电价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利润空间的准确度。

疫情冲击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度转型与中日经贸合作

新冠疫情暴发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开始从“东亚”到“泛东亚”合作、从“浅度一体化”到“深度一体化”、从“东盟主导”到东盟作用弱化的转型,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东亚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改变了地区内部各国的互动模式,从而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转型过程。为了尽快实现东亚经济复苏、稳定和升级东亚生产网络、应对全球市场风险,中日两国有必要深化经贸合作,但是日本不断强化的对华“两面性”政策成为两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展望后疫情时代,中日在中日韩FTA谈判、数字经济合作、东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应联合东亚其他国家抵制日本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地区整体利益的做法。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演进、成因与对策

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演变趋势,探讨了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对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提出了对策思路。

中日两国与俄远东地区贸易关系的测度与分析

近年来,中日两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贸易往来密切。为判断中日两国与俄远东地区的贸易关系,从而为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依据,以2010—2019年为考察期,运用贸易测算指数对其贸易关系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两国在俄远东地区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彼此的竞争性逐渐增大,其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关系主要建立在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应积极推动中日在俄远东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合作重点应为其与俄远东地区互补性强而彼此间存在竞争关系的领域,如制造业、能源产业、农业等;中日俄应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

俄罗斯开发开放东部地区的进程及其战略意图

俄罗斯东部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两大部分,可分为西伯利亚和远东两大联邦区或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和远东三大经济区。苏联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普京上台执政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加快开发开放东部地区,目的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合作,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巩固与提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少对欧盟的能源出口依赖,以及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俄罗斯强化战略东移亚太、加快开发开放东部地区,对中俄区域经贸合作将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中俄区域经贸合作仍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2006年全球经济展望:维持增长然幅度较缓慢

预计发达国家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减缓,发展中国家虽然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但增长率将从2004年的6.8%减缓至2005年的5.8%,2006年则进一步减至5.7%。中国2006年全年继续维持9%左右的经济增长不致有太大问题。唯一担心的是2006年上半年中国可能出现通货紧缩。

五个浙江油桐品种果实性状及桐油品质综合评判

为了更好地、全面综合评价浙江省的油桐品种资源,对浙江座桐、浙江五爪桐、浙江少花单生满天星、浙江少花丛生球桐、浙江多花丛生球桐等5个油桐地方品种的产油量、果实经济性状及桐油理化性质三类指标进行了调查与检测,并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对其进行了综合评判。结果表明:浙江座桐产油量、果实性状、桐油理化性状系数分别达0.7、0.72及0.75,三项指标综合得分最高,其次为浙江少花丛生球桐,这两个地方优良品种可为浙江及我国华东产区油桐推广提供技术依据。

基于三次产业分类的东海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分析

在"蓝色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海洋产业发展日益受到各方重视,东海经济区作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其海洋产业结构势必将随着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进行调整优化。基于三次产业结构分类,以2006—2013年为样本期,通过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东海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发现,东海经济区海洋第一产业比重偏低,产业优势不足,海洋第二产业比例偏重,产业丰富性及层次不高,第三产业优势明显,但发展后劲不足,三大产业发展不够均衡,不能有效发挥东海海洋产业总体优势。基于分析结果,建议东海经济区优化海洋环境,提高"一产"能力,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技兴海战略,优化体制创新,构建合理海洋产业结构。

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贸合作及制约因素分析

俄罗斯远东地区一系列开发"新政"的实施,开启了俄远东真正开发与开放的历史,也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投资远东的机遇。但从经贸发展的现实来看,受多种因素制约,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贸发展呈现出"贸易地位不稳、投资地位较弱、项目落实缓慢"等发展特征。应抓住《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签署的有利时机,从项目落实、产能合作及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入手,深度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激发经贸发展的活力,以深化地方合作促进中俄经贸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

“特朗普冲击”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挑战与应对

受"特朗普冲击"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日益面临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上的"双重不确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变化和发展方式调整的重构期。本文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等域外发达国家的脆弱性依赖和区域经济合作自身制度建设过程的自主性不足是导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特朗普冲击"下不确定性骤增、一体化和制度化进程出现严重滞缓的根源。中国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以及域内主要成员之间的互信不足和利益偏好变化是导致区域合作困境重重的直接原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既需认识到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需认识到其长期性与艰巨性。鉴于中国已成为重塑区域经济结构、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性力量,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开发和开放国内市场,增强中外互信,厘清"亚太"与"印太"合作之间的关系,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与既有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互补性,不仅关乎中国自身发展,对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增长也十分重要。

东海经济区产业结构问题评价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及"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东海经济区,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等问题日益受到瞩目。以2004—2013年为考察区间,通过偏离-份额分析模型(SSM)对东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纵向对比,结果显示:与第一个五年阶段相比,东海经济区第一、二产业优势有所减弱,产业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优势愈为明显,但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后劲不足。同时,对2004—2013年东海经济区"三省一市"产业结构进行SSM分析比较,结果显示,四地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产业结构均有待调整。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东海经济区应以创新为动力,融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以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重点,进一步适应经济新常态,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