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融合创新的产物,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数字金融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化数字金融业态空间布局,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日益明显。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检验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呈“倒U”型非线性影响;成本机制、资本配置机制和创新补偿机制是其重要路径;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不同所有权及不同规模的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存在异质性影响。据此,提出强化“主动+被动”双向监管、充分考虑企业资本配置结构、针对性给予政策支持等建议。研究结论为深化平台经济金融化发展、加快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提供有益启示。

金融高质量服务新实体经济的逻辑、机制与路径

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服务。随着我国的数字化进程向纵深递嬗,发展中的传统实体经济已逐步转型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范式下蕴涵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经济形态的新实体经济,金融部门亟需通过对新发展范式的“需求追随”模式重置与实体经济的逻辑关系,并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性地创新、升级、扩充、厘正对新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形成新创的服务模式、高能的服务效率、普适的服务成本、多元的服务业态,以具备数智效能的金融服务推动新实体经济发展。为此,我国应踔厉构造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着力建设新型金融基础设施、通力构建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全力构筑风险管理复合屏障,依托多种金融模态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提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质效,以富含创新性、适应性、普惠性和安全性的高水平金融供给高质量服务新实体经济。

基于文献分析和数据实证的融资租赁与实体经济投资关系研究

融资租赁作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章从融资属性和融物属性两个方面探讨融资租赁的有效性,分析其对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的作用。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融资租赁与银行信贷的互动关系;并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评估融资租赁对实体投资的影响。使用2015—2021年的宏观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租赁的融资属性和融物属性在促进实体经济投资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区域的有效性存在差异。

股票质押业务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股票质押业务是一种金融服务形式,通过将股票作为质押物,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股票质押业务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灵活的融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推动创新发展。同时,它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质押物,降低风险的同时增加了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借助创新科技和金融市场改革,股票质押业务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希望,将进一步助推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文章通过对股票质押业务的基本原理、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了股票质押业务对于促进企业融资与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企业财务结构与资本运作、支持新兴产业和创新创业、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逻辑与路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深刻体现,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当前,金融部门资金空转与实体部门积累不足并存、金融供给与实体需求错配、金融市场功能弱化等问题阻碍了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金融市场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因此,通过总结归纳不同金融模式下主要国家服务实体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分别就金融部门、实体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合力、协同发展提出可行路径,以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质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

惠州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针对惠州市情,采用时域溢出指数模型与频域溢出指数模型,研究分析时域与频域维度下惠州市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惠州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金融业与房地产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第二,金融行业扮演最大的净冲击传播者,第一产业扮演着唯一的净冲击接收者。第三,第一产业受到金融体系的风险传递冲击最大,其次是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接收到的风险溢出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第四,惠州市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风险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长期效应中,而短期风险溢出效应较小。研究结果对中国区域性风险溢出与惠州市风险溢出效应防范化解具有一定启示。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及监管——基于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现状,本文从历史演绎的角度厘清其金融本质,分析与传统金融的差异,并运用PVAR模型实证研究我国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过去一段时期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公众储蓄未有效转化为工业企业投资,而是大量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未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据此,本文提出“安全、公平、效率”三大顺序监管原则,并通过整合互联网技术优势、新兴商业模式和传统监管资源,构建了一个引导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监管联动机制,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与金融价值。

空间外溢视域下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1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本市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三大机制城镇居民收入、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支付便利性,均通过实证检验,且三大机制传导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提供经验证据。

繁荣的诅咒:对金融部门扩张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再认识——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金融部门扩张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及形成机制。结果发现:一是金融部门作为一个产业,其产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二是金融部门产出规模扩张造成的挤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力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实现的。随着产出规模扩张,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就业造成挤出,导致劳动力的"脱实向虚"。同时,金融部门扩张还显著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地方政府干预金融,进一步放大了金融部门扩张的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的程度越强,挤出效应就越明显。

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及阶段特征

基于2002～2016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金融化指数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与阶段特征。结果表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合理的金融化波动阈值,在合理阈值范围内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效应;超出合理阈值则具有负外部性。此外,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高涨期与衰退期,二者之间均存在"阈值效应",且高涨期内实体经济增长对金融化的波动更为敏感;在正常期,金融化能够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完善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针对性地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金融政策,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互动,以更好地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县域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探析——以甘肃省瓜州县为例

在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县域小微企业生存较为困难,且由于自身管理水平相对落后,抗风险能力较弱。以甘肃省瓜州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基于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采取的具体举措为例,分析当前县域小微企业在发展实体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从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创建、小微企业自身建设发展、政策引领、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当前国内资本“脱实向虚”倾向的表现、成因、危害及应对

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兴旺,资金"脱实向虚"的苗头和倾向再度抬头,金融泡沫化再次堆积,为经济发展埋下隐患。然而,引发"脱实向虚"的原因十分复杂,大体与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房地产等类金融行业价格上涨过快等相关。"脱实向虚"固然带来资本的盛宴、楼市的狂欢,但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L型触底盘整期,未来要实现根本反弹仍需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应多维发力,积极扭转资本"脱实向虚"倾向。

以供给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如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增强等,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仍面临许多新挑战。从金融供给侧改革视角看,金融供给结构、动力和效率不够完善,带来了资金脱实入虚、企业融资难、无效产能出清难等问题。为此,应当以供给侧改革思路推动金融体系发展,提高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苏州市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为例

为破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苏州市搭建了综合金融服务、股权融资服务、地方企业征信"三大平台",首创了"股权+债权"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全国首个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纷纷依托互联网平台,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新技术,服务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为进一步完善苏州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应优化金融监管机制,推进数字征信建设,培育金融科技企业,丰富金融产品供给。

经济金融化及其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经济金融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支持效应与约束效应这两个方面。就支持效应而言,货币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中介机构的多样化有利于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就约束效应而言,金融因素的制约作用表现在: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金融资产质量低劣,资金的配置效率也不高。另外,由于金融结构的变动相对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而不仅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需要,而且也没有发挥金融推动经济进程的主动性。

金融科技新生态构建研究

金融科技(Fintech)是金融(Finance)和科技(Technology)的深度融合,它能够显著提升金融效率,实现普惠金融和促进经济增长。近年来,国内金融科技发展迅猛,但同时又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在金融领域强监管、防风险的背景下,一个更富活力与效率的金融科技新生态成为关注的焦点。论文在对相关文献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科技生态体系的发展现状;其次从监管当局、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消费者等生态主体的角度,对金融科技生态主体间的失衡进行角色诊断;最后,从我国金融科技生态主体如何依托优势、找准定位、良性互动、共融发展出发,提出以构建金融科技新生态与促进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市场结构和补贴对公交成本效率与服务效果的影响研究

公交市场结构和补贴是交通行业改革发展中关注的重要问题.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利用1990—2013年我国33个大中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数据,研究了市场结构和补贴对城市公交成本效率和服务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公交补贴对成本效率和服务效果均有正向激励作用,且补贴对公交服务效果的影响更为显著,补贴占成本比率与成本效率和服务效果呈现倒＂U＂型关系,其比率在5%-10%区间时达到最高,说明适当的补贴对提高公交运营效率有正面效果;国有主导下的公交市场结构会降低成本效率,提升服务效果,且其成本效率和服务效果均高于市场化主导模式.

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政策研究:国内影响、国际溢出与政策启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剧烈震荡,在危机不断升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救助政策,不仅较好地稳定了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也作出了贡献。近年来经济形势不甚乐观,伴随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重温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政策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我国金融改革。本文将从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政策着手,重点考察救助政策对其国内市场的影响以及国际溢出效应,通过分析政策利弊来得出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的针对性建议,研究表明,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论对于国内市场救助还是国际溢出效应均表现良好,而常规性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在单独使用时效果均不明显,但两者协调运用对经济复苏有较大帮助。基于此,本文总结出以下几点对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的政策启示: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加强国际协作;重视信心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