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

西汉初,叔孙通采撷先秦古礼及秦制,确立汉朝皇帝宗庙祭祖制度。其中既不乏沿袭传统的因素,也混杂有当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还有出身于庶民阶层的汉统治者所熟稔的民间俗文化的因素。汉武帝以后,儒学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儒家若干典籍记载的所谓周代天子祭祖礼制,对汉代皇帝修订宗庙祭祖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两汉时期皇帝宗庙祭祖制度,与儒家典籍的相关记载以及若干儒生的诠释相比,二者并不完全吻合,而是前者依据现实需要,对后者多有变通,由此导致制度本身时刻处于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

从出土《奏牍》看,刘贺远封海昏的四年中,自称"藩臣",有臣服汉廷中央王朝的理念。他曾向宗庙奉献"酎金",申请"秋请",还和夫人"待"向宣帝、太后频繁"上书",呈述自己的诉求。但刘贺的这些举动往往不得如愿,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这和他在北方做帝王时的境遇存在明显落差。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 ,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 ,宗庙之制有所变革 ,表现为 :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除殇、冲、质、灵四帝外 ,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 ,在蔡邕建议下 ,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

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由于先秦不同礼书对此有两可的态度,因此,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凸显出来并不是求真的意义,而是晋代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祫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湄洲祖庙清康熙帝御赐匾额考述

入清以后,帝王在宋、元、明三代以褒封与谕祭推崇妈祖的基础上,又增加颁发御书匾额与对联的新形式,这对妈祖信仰在清代的传播与繁荣,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雍正帝颁赐的“神昭海表”匾额,被视为清代湄洲祖庙的最早御匾,也是祖庙所获的第一方御匾,复制悬挂于新修的祖祠正殿。然而查阅档案,清代赐予湄洲祖庙的第一方御匾并非已知的雍正帝御匾,而是康熙帝的“弘仁普济”匾。其颁发,则可能与康熙二十三年施琅修缮、崇祀祖庙的史事相关。

“乐府”七说——与袁行霈、李炳海先生商榷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两汉乐府诗”一章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笔者认为有不少地方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的:(一)《大风歌》不是由乐府机关负责演唱的;(二)《安世房中歌》也是由太乐负责的;(三)太乐不管郊祀之乐,郊祀之乐是由乐府来管辖的;(四)汉乐府是武帝时始立的;(五)太乐主管的音乐并不是由前代留传下来的雅颂古乐;(六)乐府所掌乐章不一定以楚声为主;(七)“乐府诗”之“乐府”乃属泛称。

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

魏晋皇帝宗庙四时祭祖礼制,既有沿袭东汉相关制度之处,也有因时适宜变革、创新之处。由于受经学领域郑玄、王肃两大学派相互辩难、竞长的影响,曹魏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最初依据郑玄学说,而后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定制。为兼顾情、礼,东晋自穆帝以后,逐渐实行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祭祀的殷祭制度。

略论清儒对“汉学”、“宋学”的继承与创新——以清儒对周天子宗庙祭祖礼制的诠释为中心

关于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四时祭,清儒既有遵循郑玄学说者,以《周礼》、《诗经》、《公羊传》、《尔雅》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周代礼制,《礼记》之《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夏、商礼制,也有对郑玄学说提出异议者,认为上述文献记载的皆为周代礼制。就"禘"、"祫"祭祖礼制而言,清儒或遵循郑玄等汉儒之说,或遵循赵匡、王安石等唐、宋儒者之说,或折中诸说,或另倡新说,对"禘"、"祫"祭礼名实异同,"禘"祭礼的含义,"禘"、"祫"祭礼类型,"禘"、"祫"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诠释。以"汉学"、"宋学"对清儒经学诠释进行畛域分明的划分,则有失简单。

论民国晚期南方乡村社会中的儒教伦理传播——以吴氏民居为例

对儒教伦理在中国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式微现象,人们通常以科举制的废除来解释。通过吴氏民居为例所做分析研究表明,即便在废除科举制的情况下,南方乡村社会中仍然有比较有力的传播儒教伦理的行为,此种传播行为的深层动因系来自家族组织和家族制度的存在,这是儒教伦理在乡村社会中的最后的栖身之所。

公祭黄帝大典与宗庙大祭:中韩传统庆典的当代意蕴

重大庆典活动是勾勒与凸显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节庆活动可以拓展文化空间,彰显文化风格与标记,互为东亚近邻的中韩两国都有民间的传统大型公共庆典仪式,以韩国的宗庙大祭和中国的公祭黄帝大典作为个案对比,通过分析中韩两国对历史文化的细化演绎和庆典仪式分类培育的做法经验,从中体会韩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态度。应借鉴以庆典仪式呈递民族文化遗产的做法,充分挖掘我国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内涵,以节庆文化为依托,软实力精神资源为内核,重塑文化空间,使历史贴近现实,最大覆盖认同,从而培育和体现循回不息、博大厚重的"中华魂",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公共文化庆典的中韩品鉴:以清明公祭黄帝大典与宗庙祭礼为例

庆典活动是凸显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节庆活动可以拓展文化空间,彰显文化风格与标记。中韩两国都有民间传统的大型公共庆典仪式,以韩国的宗庙祭礼和中国的公祭黄帝大典作为个案对比,分析中韩对历史文化的呈递经验,体会韩国对文化遗产"本真性"的态度,借鉴以庆典仪式呈递民族文化遗产的做法,挖掘我国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内涵。

福州西湖李纲祠修建始末及桂斋旧址考证

清道光年间,福州西湖李纲祠堂得以修建,林则徐功不可没。云南人程含章对此亦有贡献,然诸多方志史料将其忽略,这既与史不符,又显失公允。因李纲晚年于福州所居名为"桂斋",故祠成,林则徐又于其旁建"桂斋",明其心志。然诸家于李纲所居"桂斋"故址的具体地理位置或语焉不详,或曰无可考。经考证,李纲"桂斋"当建于福州城东报国寺内,城东报国寺位于"易俗里"。

穆宗神主升祔太庙筹议述论

光绪三年,穆宗神主将升祔太庙,但太庙九室已满,无地可容。巨典攸关,群臣筹议。经过几回合的激烈争论,最终决定在原太庙基础上增修龛座,神主升祔。此次筹议的结果并不符合传统礼制,其特点有二:废除亲尽祧庙制度,礼制服从于现实。

佛寺与家庙:滇西土官仪式的重构

明代中央王朝以违背伦理与礼仪原则为由废除西南土官。正统年间,革除鹤庆土官,改派流官。官员将佛寺改建为庙学,打击活佛信仰,士人也莫不以毁淫祀、诫僭越之名倡议正统祀典。此时,邻近土官开始谨慎处理身份与仪式的政治问题,并在经学传统中寻找身份、仪式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以云南丽江府与蒙化府的两位土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他们如何以古代诸侯的身份,致力于建置相应的仪式和祠宇,如:(1)修建家寺、宦祠乃至勋祠与报功祠等;(2)将神话转为符合仪式正统的山川祭祀,成为土官领地的守护神;(3)建立宦谱,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将氏族神话、传说系谱纳入正统历史叙事,并强化边境土官世系的优越性。通过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土官的一系列作为,本文探究了土官在维护地方声望与地方利益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

秦二世“坏宗庙”试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诏书所谓“宗庙吏(事)”当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有关,应包括“襄公以下迭毁”所形成之先王七庙与“始皇庙为帝者祖庙”两部分内容。先王“宗庙之灵”与始皇“陛下神灵”从秦统一开始就已经有相分离的趋势。所以,此次庙议实与“除定律令”“解除故罪”同属“与民更始”的重大政治举措。在这个维度上,贾谊《过秦论》以此次庙议为“坏宗庙”,既有对二世迭毁先王庙的不满,又有对二世不能复行“封建”的批判,因王制时代与帝制时代之宗庙制度截然二分,也就意味着“天子-诸侯”之封建模式在秦帝国的彻底消亡。此外,二世夷灭宗族也可视为对宗庙的摧残,这一点可与《赵正书》“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结合起来理解。

情礼之间:北宋真仁之际三后并配太庙探析

北宋真宗、仁宗以庶子身份即位,按照“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常理推测,真宗、仁宗的生母理应升格为皇太后。然事实并非如此。真宗、仁宗在追尊生母时都颇费时日,在实现生母神主配享先帝太庙时更是费尽周折,先追赠尊号、然后别庙奉慈、最后经过十几年的运作才能升祔太庙。真宗、仁宗利用帝王权势为其生母在宗庙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突破了一帝一后的宗庙配享原则。但是按照礼法“今皇生母”仍然没有资格配享太庙,真仁之际三后并配先帝太庙,只是儒家礼法与权势、人情的暂时妥协,可谓权宜之计。真宗、仁宗为其生母升配先帝太庙的实践过程,凸显了情礼之间的冲突与调和。

姚广孝出太庙考论

太庙配享变动是国家政治和礼制的重要事件。明嘉靖朝,靖难功臣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从祀之列,开国功臣刘基配享太庙。《明世宗实录》的编纂者将姚广孝除祀于太庙归因于他的佛教徒身份。而以沈德符的“海内公论”说为线索,可以将姚广孝太庙除祀事件与靖难之役历史评价的转变联系起来。此外,嘉靖帝的“崇道”思想在此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太庙配享变动一事,朱厚熜不仅树立了自己在国家礼制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更证明自己此时已彻底实现驭权于柄。

谈南阳两首咏菩提寺明诗的流传——明代南阳的兰亭盛会之发现和对明末以来文坛历史失误之纠正

方九功、王鸿渐都是南阳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历代诗人咏南阳》在他们名下刊载的两首咏菩提寺明诗,非常有名。出版物引用率很高,网上引用率更高。只要点出"方九功"、"王鸿渐"或"菩提寺",网上就会出现方九功或王鸿渐的咏菩提寺的诗。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南阳方氏在修续家谱时,发现了刻有这两首诗的明代原碑,作者并不是方九功和王鸿渐,这两首诗的作者,一个应是方九功的朋友吴一鲲,一个应是王鸿渐的儿子、方九功的朋友王慎,而且这两首诗文字上与原作有误。在同一碑上,也刻有方九功咏菩提寺诗7首。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误?经查《康熙南阳府志》,发现失误有今人的责任,主要是古人的责任。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在这一南阳历史文化问题上,纠正明末以来直到今天的以讹传讹,以正引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