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唐代边疆封授的内在规范与目的指向

唐代边疆封授是政治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注。唐代边疆的“品阶勋爵”与中央官制大部分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边疆封授在等级、担责、迁转等方面的规定体现出严明的政治秩序,有着鲜明的内在规范,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随性而为,体现出了中央与边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断融合。唐朝对边疆的经营,体现了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的“天下”体系的整体构想。由皇权政治吸引边疆地区拱卫中央,最终目的不是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构建皇权文化主导的“天下”。边疆与内地的动态融合,构成了唐朝“天下”的基本形态,而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和合发展。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

唐初官服"异文",即官绫图纹中的"大、小科",它们应该与中、西亚起源与盛行的联珠纹、对兽纹有密切关系,故在中晚唐的史籍文本中被记为"异文",但其已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因此,总体上应归属于唐初由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图纹内涵范畴。

从“崇儒”到“重道”——清初朝廷对民间理学的认同及歧异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张说与初盛唐政治文化关系考述

在盛唐文化的建设上， 张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说本门第寒微，在初、盛唐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以其杰出才 能，得预“近代新门”。又辅佐玄宗，共同营造了崇尚文学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为盛唐文 学的到来作了人才上和心理上的准备。他以一代文宗的身份，事实上成为盛唐文学的开路人 。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初盛唐状元初始职任考

文章简述了唐代的守选、释褐制度,对有案可稽的10位初盛唐状元的初始职任作了考证,认为初盛唐状元夺魁后初始职任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初盛唐政府对状元初始官阶的规定根本没有执行,有时还有较大的向上浮动,这种浮动带随机性。

初唐贞观君臣的文学观

初唐贞观君臣因叙史而及文学,批评齐梁文学为"亡国之音",其"轻险"文风有悖教化,无益有害。但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矛盾,在批评齐梁文风时,却受其影响在创作上深陷"轻险"中。他们认为文学抒发性灵变化无方,且有帝王好尚和文人才学的作用,文体文风之变成为自然的追求。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

吐鲁番阿斯塔那91号墓出土的10件给粮帐,为研究唐代给粮帐及其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给粮帐的研究考证发现,该给粮帐给粮对象可能是官奴婢、官户、营田户、杂户、刑徒等,给粮标准为日给粟丁男三升三合三勺,丁妻妾二升五合,中小及老小一升五合,小一升。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论唐太宗的选官、治官之术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历代所称道。"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唐太宗的选官、治官之术不能不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他选拔官员:不避亲仇,不问贵贱,广开才路,唯才是举;使用官员:知人善任,各取所长,随才授任,用人如器;驾御官员:事臣如礼,推心待士,用人不疑,从谏如流;管理官员:用、教结合,注重考核,惩治贪官,奖功罚罪。借鉴和吸收唐太宗选官、治官思想的精华,对我们的干部选拔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剖析后唐伶官现象

后唐时期,由于庄宗宠信伶人,遂使伶人干政弄权、败纪乱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伶官现象。剖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音乐艺术的充分发展使宫廷伶人地位上升、庄宗本人笃好音乐、庄宗用人政策失误以及五代政治制度败坏诸因素。

唐初正史中的文学观及其意义探析

唐初八部正史文本体现了实用而审美的文学观,主要表现于经世纬俗的文学功用观和妙发性灵与形言之美的审美观。从文学史角度看,这种文学观在唐初具有纠正时弊和为盛唐文学奠基的重大意义,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看,具有综合创新意义,而且这种文学观的形成过程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论唐前期皇帝的孝行观

谥号加孝,是对皇帝孝行统治的一种评价。唐前期皇帝在继承汉朝孝治天下的基础上,把皇帝孝行和孝行统治这种意识自觉发展到孝行观,通过对唐前期皇帝谥号的变化分析可知,谥号加孝、躬行孝道和孝治天下,是从名位制度到实践层面对皇帝孝行观进行阐释,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皇帝实行孝行统治的走向。

唐文宗朝国舅案考论

唐文宗时,萧洪通过诈伪手段入居国舅之位,后因触犯仇士良利益被告发贬死,仇士良另引萧本代之;刘从谏上书奏劾萧本,举萧弘对质,国舅案扩大化,萧本、萧弘诈发俱贬。国舅案本属于皇室内部事务,但被朝官、宦官和藩镇三方利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舅案的异化对文宗朝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唐)施肩吾生卒年限推断

本文从施肩吾的诗文作品着手,找寻能够显示施肩吾年龄或生存年代的线索,从施肩吾曾下第的经历,以及诗句"年来如抛梭,不老应不得"中折射出的沧桑感,判断出施肩吾进士及第时已人到中年,由此推出他可能出生于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又据施肩吾的《述灵响词序》和《西山集》序言提供的两个时间线索,推出唐文宗开成六年施肩吾仍然在世。而且,施肩吾的《与徐凝书》和《喜友再相逢》,也证实了他的迟暮。最后结合《吴兴备志》和《施氏宗谱》的说法,综合考量,暂定施肩吾的生卒年限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懿宗咸通二年(861)之间。

简论初盛唐帝王的道教诗

从高祖至玄宗,李氏帝王关于道教的诗作或多或少地留存下来。它们无疑是一面折射初盛唐时代道教发展情状的镜子,彰显出道教宗教地位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和文学的影响;同时,这些作品揭示了初盛唐时期帝王崇道心态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