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优化

近年来,数字经济持续蓬勃发展,传统型劳动者难以适应新兴数字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文章从技能、行业和产业三个角度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和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高技能、高技术行业以及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减少了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作用中存在中介效应,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创造抑或破坏?

稳就业是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不确定性引发社会的广泛担忧。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指标并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向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增加了高、低学历劳动力需求,通过技术升级效应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需求,降低了低学历劳动力需求,在规模扩张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共同作用下导致企业会同时增加高学历和低学历劳动力需求;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正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从员工岗位结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加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需求,而减少生产人员需求;从员工薪酬结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管理层和普通员工薪酬,但对管理层薪酬的促进作用更强。

劳动要素配置视角下按需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平台-需求者-供给者”三方博弈模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展开探究,找到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按需服务平台的最优定价策略、工资水平和用工模式选择,发现企业数字化水平和劳动力成本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定性分析了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消费,对需求者具有积极的影响;平台与劳动者协同进行资源配置,在特定情境下可以实现企业与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研究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催生了数字零工这一新兴工作群体,清晰识别数字零工劳动权益的核心影响因素对保护其劳动权益至关重要。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包含国家政策法规、平台管理、工会支持能力和顾客四个维度的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模型。采用加权主成分分析法对模型赋权并进行评价,认为平台管理、国家政策法规的相关影响力较大,工会支持能力和顾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要维护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应持续规范和优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管理、加快数字零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治进程、提升数字零工工会的支持能力、强化顾客对数字零工的情感认同。

平台用工中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关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与工业经济时代工厂制劳动雇佣相比,平台用工尽管有着诸多差异性外观与用工逻辑,但其既没有改变资本控制劳动、劳动依附于资本的实质,也没有改变平台企业以从业者劳动创造市场收益的方式获取利润的本质。平台与其从业者间并非平权性民事合作与共享关系,而是以平台从业者自愿接受为表象,以规避和摆脱合法用工掩盖着的隐秘劳动用工关系。平台从业者中的纯粹劳动力提供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依然存在从属、被控制与被监督的劳动用工关系,故符合劳动用工关系的平台从业者应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与保护范围。

残障青年数字化就业的实践形态与推进路径

数字化就业是残障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新路径。基于“劳动者-就业关系-数字化职业”三重要素,通过四个典型案例考察分析残障青年数字化就业实践,将其划分为“数字化常规岗”“数字化技术岗”“数字平台型零工”“数字技能型灵工”四类形态。归纳来看,残障青年作为特殊的劳动就业主体,在参与数字经济、顺利实现数字化就业的过程中,需具备禀赋素养、人岗匹配、企业配合、数字赋能等基本要件。基于此,以教育就业融合服务增进可行能力、以多元协同促进人岗匹配、以政策引导强化企业责任、以数字治理促进韧性发展,则是推进残障青年高质量可持续数字化就业的必然路径。

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引领的产业变革不断改变着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格局,在扩大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激发就业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新特征,其通过平台规模效应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就业方式趋于多元化。从就业规模看,以数字技术创新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了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对传统生产要素的创新发展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形态和岗位,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形态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从就业结构看,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第三产业上,其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增强。从不同地区劳动力就业情况看,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整体上看,技术的应用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新产业,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更多选择。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平台守门人监管模式的引入及规则构建

现有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则难以有效兼顾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双重目标。欧盟和中国在数据与竞争法领域实施的平台守门人监管模式,为监管大型数字平台提供了新思路,其核心要义是对平台分类分级监管,并适当加重超大平台的义务。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引入平台守门人监管模式,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构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平台守门人义务的规则,应确立合理的平台分类分级识别标准,识别平台守门人,并赋予其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加重义务,同时规范平台守门人第三方劳务公司的合规义务,平台守门人的加重义务也不能过泛而应加以适当限制。

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研究:基于SLR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数字劳动是伴随平台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为政府、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在界定数字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的595篇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旅游管理、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法学和社会学8个研究范畴。进一步,本文在研究范畴的基础上提炼了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并结合内容框架系统阐述了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关注重点等问题。最后,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对未来数字劳动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对于厘清现阶段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以及推动我国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业融合的大背景下,探究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扩大就业容量、稳定就业形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好以及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劳动力需求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企业高、低等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了中等学历劳动力占比,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本文基于“六稳”和“六保”的背景,为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众包劳动是在数字平台强中心化的聚合效应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加持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劳动方式。数字平台一方面凭借其信息聚合的网络效应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劳动场所,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的算法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方式。众包劳动自由灵活的表象与强大的劳动控制之间的悖论导致劳动关系呈现出与传统雇佣关系不同的特征。已有研究的部分观点认为,平台资本主义中的众包劳动所涉及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提供了有力解释:第一,从众包劳动本身而言,脱离雇佣劳动关系不代表摆脱“剥削”;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动态考察是分析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体系下分析众包劳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的表征、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转型发展和促进就业方面有着重要贡献。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平台—参与者”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成为社会发展的“应时之需”,但平台用工存在“去劳动关系化”现象,其特征表现为劳动关系隐蔽化、公共事务责任缺失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脆弱化及政府公共资源供给成本扩大化,并对传统社保体系、就业发展、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及集体协商和民主参与制度等提出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应对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加快制定劳动基准法、加强政府对平台企业用工的监管、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构建零工特色社保体系、发挥工会在维护零工劳动者合法权益中的独特作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资关系,让零工劳动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研究: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评述

当前,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零工经济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对零工经济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首先,在CNKI和WOS数据中以CSSCI、CSCD期刊和SSCI/SCI/JCR的Q2以上分区期刊为范围进行检索得到2009—2022年关于零工经济研究的中英文文献740篇,对其进行学术史梳理发现,国内关于零工经济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增长和快速增长3个阶段,但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然后,基于零工经济的核心要素(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用工企业)从行为主体角度提炼出政府、企业和劳动者3个研究视角,同时通过文献编码归纳出劳动法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和劳动经济学6个研究范畴,由此构建多学科多视角的零工经济文献分析框架。最后,利用该框架对零工经济研究文献进行评述和展望。应进一步拓展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融合多视角研究,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通过协同开展多学科、多视角、多路径的系统化研究促进零工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为零工经济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信息技术时代我国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挑战及应对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方位重塑了劳动的形态。重塑了技术劳动形态,在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同时让员工面临更大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重塑了体力劳动形态,凸显了传统劳动法律制度的滞后;重塑了劳动力市场,让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这些重塑导致了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下劳动者的休息权遭到严重侵害、平台化和系统化管理下劳动者遭受着过度严苛的控制、信息技术对劳动场域的全面介入致使大量劳动者难以跨过数字鸿沟沦为“数字难民”,我国劳动者权利保障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此同时,挑战与机遇相伴,当前关键是要以拓展企业社会责任为前提打造政府、媒体、公民、行业组织等多方协力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格局,以保护灵活就业为基础加强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以推动科技惠民能力为核心优化创业就业新环境,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落实、法律制度改革、技术发展进步等多层面着力,维护好新技术时代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保障权益,推进实现全民高质量就业。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新就业形态政策分析

新就业形态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在创造就业岗位和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激发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促进就业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基于国家部委层面关于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文本,重点分析我国新就业形态各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提出优化新就业形态政策工具使用的建议。以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为理论框架,运用Excel对14份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53.4%,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36.7%,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9.9%。研究认为,在各项政策工具的应用上,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不平衡,需要强化制度规范和标准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需求型政策工具需优化调整,应积极推动平台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并适当加强政府部门对平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较稀缺,需要持续加大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强化信息、资金、设施等方面的支持。

新就业形态下平台用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规则优化

新就业形态下平台经营者通过用工链条分割、多主体分散授权、隐蔽式数字化管控等方式对传统劳动过程进行分解重塑,导致平台用工模式与现行劳动立法适配性不足,传统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已无法周延调整平台用工关系,发生司法治理失衡。合理界定平台责任,规范新业态用工关系,维护从业者合法权益,应类型化用工模式,提供靶向治理基础。针对平台用工数字化表现机制、劳动给付灵活性表征、劳动条件自足性特点,需要重构平台用工劳动关系从属性新内涵。司法裁判中应突破平台用工格式合同形式化局限,穿透式准确认定多元用工主体,探索以量化积分机制明晰平台用工“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界定法则,以均衡化治理思维实现新业态经济繁荣发展与从业者权益保障的协调共赢。

互联网餐饮配送平台的双刃剑——数字平台经济下劳动权益的探索与挑战

本文探讨了数字平台经济下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通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混合效应模型,分析了平台类型、城市、时间、节假日以及劳动者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多个变量对劳动权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但不稳定的就业关系和社会保障缺失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这些发现,本文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旨在改善劳动者在数字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条件和权益。

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灵活就业形态应运而生,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就是新就业形态的具体表征之一。它的一些共性特征表现为:灵活的时空安排与严苛的多重控制、情感的货币化与制式化的情感、低门槛与去劳动技能化、泛雇佣关系化与去劳动关系化。平台数字劳动在缓解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传播公共价值方面产生了影响,并且正在推动劳动法规与劳动保障制度的升级。尽管有许多积极因素,但新就业形态的涌现也裹挟着诸多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劳动者职业身份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数字治理和劳动保护的不确定性、数字劳动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值得我们警惕。

数字化就业的演进历程、发展瓶颈与促进数字化就业的策略研究

大力促进数字化就业,着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必然要求。数字化就业是顺应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围绕数字化平台、借助数字化技术、创造数字化商品和服务的新就业方式,其演进经历了信息化就业、网络化就业和平台化就业三个阶段。当前促进数字化就业主要面临着劳动者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不足、数字化人才严重短缺、产业供给结构不均衡、数字化就业稳定性弱、劳动关系治理难度大等挑战。要进一步构建现代高效的数字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强化数字化平台的就业带动力,增进数字化就业红利,促进数字化人才赋权增能,加快形成支撑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数字化人才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