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心悸病证治特点探析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医家们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整理和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北宋医者新提出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扩充了他病致悸的种类,心悸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本经典、重求理,对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进行规范,发挥火热、脾胃气虚、血虚、气郁、痰浊等病机,并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丰富了心悸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部分用药存在古今变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病机的理解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学习与借鉴。

山西金元亭榭建筑补间铺作配置探讨

山西金元亭榭补间配置多跳出李诫《营造法式》的制式框架,出巧思奇招,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基于园林建筑设计的视角,对山西17例金元亭榭从补间铺作与亭榭立面造型,补间铺作与亭榭屋架结构,补间铺作的“解构”与“重构”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山西金元亭榭补间铺作的设计思路,以期为公元10至14世纪亭榭建筑设计寻求突破。

论古代山西词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

古代山西词是中国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词坛起步较早,自晚唐五代词体完成由齐言体向长短句的转变之后,山西词便进入了发展阶段。其中宋代与明代是山西词坛较为沉寂的两个时期,金元时期与清代的词坛相对繁盛。金元时期的山西词人群体是当时创作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清代的山西词亦极为兴盛,词人词作数量众多,凡前代所出现题材与风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浅析五运六气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

五运六气首见于《黄帝内经》,在宋金元时期蓬勃发展。其中为代表的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所处时代前后相距不到300年,学术观点却寒热温凉,各有所宜。本文从金元四大家各自所处“六气大司天”背景特点的客观和其各自对运气理论阐发的主观两大角度挖掘,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寒热温凉的不同,均与各自所值“六气大司天”特点相契合;金元四大家皆推崇五运六气理论及运气思维下六气与人体经络脏腑气化密切联系的六经气化学说。本文探讨运气学说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以冀对五运六气与各家学说研究提供一点浅见。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金末河南经济探赜

金末卫绍王时期,河南经济已处于衰败状态。贞祐二年宣宗迁都河南,河南之地的南京遂成为金朝国家政权的经济中心。相比于宣宗、哀宗时期的河北诸地,河南凭借黄淮防线使其在金末战乱局势之下能够拥有相对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正处于衰败状态的河南经济也因大量人口迁入而得到快速恢复,并在很多方面与北宋时期相比有较大发展。但这一时期河南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并非属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其在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河南之地内外恶劣军政形势和频繁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河南经济逐渐走向更深层次的衰败。

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早年在儒学家教及经历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科考入仕来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通过对杨奂兴定五年(1221)科考失败和正大元年(1224)上万言策流产的两次事件之归因做深入探究,以此揭露宣宗朝吏权大盛,激化了儒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导致儒士的仕途之路受到严重挤压,至哀宗朝,文士被彻底排除到权利核心之外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彻底摧毁了以杨奂为代表的金末儒士群体对金朝的最后期许。政治生态的变化迫使文人的积极入仕心态逐渐转变,其家国情怀逐渐被摧毁,文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最终走上了从希望到失望最后至绝望的悲剧结局。

金元时期中医不同学术流派痹证诊疗学术思想探析

金元时期,中医不同学术流派关于痹证的诊疗观点可谓“百家齐放”,促使了痹证中医诊疗体系的日臻完善。其中寒凉学派继承内经,强调火热病因病机;攻邪学派善用汗、吐、下三法治痹,并鉴别“风、痹、痿、厥”;易水学派为后世痹证脏腑辨证及药物精准治疗打下基础;补土学派以脾胃为本,完善脾虚致痹理论;滋阴学派善用滋阴降火,提出“血虚内热”致痹。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探讨金元四大家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

目的 探析金元四大家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方法 收集《金元四大医家医学全书》中治疗头痛的方剂作为数据来源,将处方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3.0。结果 录入处方共71首,药物共计107味,用药总频次为535次。使用频次较高的是川芎、防风、炙甘草、甘草以及细辛;药性主要以温性和寒性居多;药味以辛、甘、苦居多;药物归经主要以肺、脾、胃、肝经居多;功效方面以解表药、补益药以及清热药较多;聚类分析得到4个核心药物组合。结论 《金元四大医家医学全书》治疗头痛处方用药规律揭示了治疗头痛主要以活血行气及升举阳气为核心治法,兼以清热、祛湿、化痰、泻下等法。其理论依据及核心药物组合可为当前中医药干预头痛及未来新药开发提供一定的依据。

金元四大家论治乳腺癌理论浅探

乳腺癌已成为妇科最高发的恶性肿瘤,金元四大家对乳腺癌的病机认识与诊治思路各树一帜。刘完素以五运六气为基,以火热立论,开创了清热解毒治癌肿的先河;张从正从病由邪生立论,妙用“汗、吐、下”三法,因势利导,驱邪外出;李东垣从阴火学说、脾胃论治,以“甘温除热”法消虚火,祛癌瘤;朱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纲,将窼囊理论与乳腺癌防治相结合,气血同调。四位医家论治乳腺癌各富特色,其学术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乳腺癌的中医诊疗体系,也为其他恶性肿瘤的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学术指导及经验参考。

宋金元时期煮散方剂服药方法的研究

通过整理宋金元时期的代表方书,对宋金元时期方剂的服药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该时期方剂的日服次数大多未作明确说明,在纳入研究的共5万余首方剂中,明确写明日服次数的仅4 126次,其中主要为日三服(63.2%),其次为日二服,若病情危重时或需要药力持续时,也有日四至六服,对于药性峻烈且含有毒性药物的方剂,也有日一服的服用方法。同时,研究发现该时期方剂的服用时间多为食前服(46.9%),多用于病位在下的疾病,而心系及眼科疾病等因其病位在上,则多采用食后服,一些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的疾病可于发病前服药。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为现代临床使用宋金元方剂治疗提供借鉴。

论金元科举试赋的困境与嬗变

金代试赋困境在于格律严苛,至于模题画影而不成语言、文人竞相蹈袭,与科举选才宗旨相左。金末赵秉文、杨云翼等试图改革衡文标准以正风气,然收效甚微。元初虽无科举,然戊戌选试仍有词赋科,选录官学教授、师范皆须考查辞赋创作,官学儒生月课、课试皆须习赋以备岁贡儒吏。延祐复科,科举试赋变律为古,废除声律之弊而惟古是尚。袁桷以辞赋高古为宗,祝尧以祖骚宗汉为旨,屈骚、汉赋乃赋之典范。试赋衡文标准由声律转向复古,复追汉魏文章,终成元代辞赋体制之嬗变。

徐达左《金兰集》初探

《金兰集》是元末明初耕渔轩文人唱和活动总集,由徐达左辑录,收录徐达左友朋唱和之作。耕渔轩唱和活动,着意于朋友之间的意气相投,具有行吟泽畔、弋钩草野的隐士风流。耕渔轩活动体现了元末士人崇尚自我、表达自我的风尚。

基于《黄帝内经》探析金元医家对发热的认识及治法

发热是临床当中最为常见的症状,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相关的病因病机以及治法。金元时期,各个医家基于《黄帝内经》创新了学术思想,对火热的病机以及发热的表现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刘完素主从玄府气机的角度探讨了火郁理论,李东垣从脾胃入手探讨了阴火上冲的理论,朱丹溪则从君火相火探讨了阴虚火旺的病机,故此文从《黄帝内经》出发,探讨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3位医家对于火热疾病的病机认识以及相关治法,以望能拓宽临床治疗火热疾病的思路。

民国《寿光县志》所载《全元文》佚文四篇考补

民国《寿光县志》收录孟栋《灵显观碑记》、孟过《重修龙兴寺碑》、周砥《益都路寿光县宋氏先茔碑》、徐琰《冯垍神道碑铭》四篇元代碑文,皆不见于《全元文》中。前三人《全元文》未收其人其文,徐琰虽有九篇文章收录于《全元文》中,然失收的《冯垍神道碑铭》一文,关涉金末山东地方及红袄军相关史实,价值更大。今一并录出以补《全元文》之缺,并略作考释以见金末元初山东地方社会之历史风貌。

金元洛阳城在隋唐洛阳城内的历史环境和选址逻辑初探

在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叠加的历史环境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同“时态”的历史遗迹不仅表现了当代历史环境的复杂性,也表达着城市时空演变的内在逻辑。聚焦金元洛阳城(洛阳老城)与隋唐洛阳城的空间叠加现象,剖析两座古代城池内在的空间和功能联系。探究从隋唐到金元时期,洛阳城池规模骤减的现实背景下,古人在充分尊重山水格局、利用自然资源环境、沿袭街巷空间结构、保障城市功能复合、恢复人文生活场景等维度的营城策略,总结洛阳老城隋唐时期的历史环境和选址逻辑,窥见先人借势营城的规划智慧。

宋金元时期陶瓷单把杯的类型与源流

宋金元时期的陶瓷单把,按照造型不同可以分为七种不同类型。从源流来看,宋金元时期的陶瓷单把杯是在唐代陶瓷单把杯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但二者之间在造型上无直接的演变关系。宋金元时期的陶瓷单把杯与金银、玉石单把杯在杯身造型和把部特征方面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存在互动、影响与交融的关系。

金元时期环渤海地区海上瓷器贸易中的技术传播——以河北海丰镇遗址出土的制瓷工具为例

唐宋以来制瓷技术的革新以及工具的不断改进,推动了制瓷业快速发展以及瓷器的跨区域贸易。海丰镇是金元时期瓷器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碎片,还有少量的制瓷工具。整理海丰镇遗址出土的制瓷工具及相关遗迹,分析这些工具的种类、性质和来源,探讨在金元时期制瓷技术革新和海上瓷器贸易的背景之下,由瓷器商人售卖制瓷工具所引发的技术传播现象及其成因。

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

“宗唐”是元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话语机制。北方士人“宗唐”各有目的。金末士人渴望复兴金朝,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士人,前承其师赵秉文,后启元初士人。元氏为了延续中原文化,他围绕儒家之“诚”建构文学“宗唐”观,认为“唐”文学是儒家六经思想的后继者,唐以后之士人可通过文学“宗唐”往古追寻圣人精神思想。元初士人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把“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