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词语训释的准确性原则刍议——以徐陵书信用语补释为例

以《徐陵集校笺》中徐陵书信用语补释的成就与不足为例,总结骈体书信用语的训释原则。作者认为,欲求训释准确,应辨别收信人身份、顾及典故与文意的匹配、区分习语与典故、注意词义的时代变化。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南朝文化、文学观与散文风格

南朝承续东晋文化而有所发展 ,在世人好清谈的风气之下 ,儒、释、道三教各有所重 ,既相争斗又相融合 ,构成当时社会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它们的作用之下 ,孕育了文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观念。“原道”的文学观没有造成文风的一律 ,它所推重的文学现实性与重性情、尚变化的文学追求结合在一起 ,影响了南朝散文的多重风格 ,并导致文风在“性情”贯穿中的相互融合。

山水清音 南北殊调——论《水经注》与南朝山水文之异

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作品,分别代表了北朝和南朝山水散文的发展成就。但二者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以及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侧重点不同有很大关系。

用典技巧演进与南朝骈文形式

用典为南朝骈文形式方面的一大要素,其技巧的演进与骈文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刘宋时期,骈文初步形成,典故总数相对较少,具体类型主要包括语典与事典,用典方式以明用为主,技巧也相对粗糙,但总体看来,用典较贴切自然。时至齐梁陈,骈文进一步发展并趋于成熟,典故数量大增,方式灵活多样,明用、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皆有。同时,用典技巧也走向精湛化,许多作家善于活用化用,不露痕迹,巧妙恰当而又平易自然。南朝骈文用典既可充实文章内容、提高表现力,又可装饰文章形式、增强审美性,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用《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 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 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南北朝山水散文的文化异质——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书札为例

在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札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山水散文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在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不同侧重有很大关系。

“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说献疑

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对于宋代骈文(宋四六)发表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的说法,具体所指为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四位南宋四六文名家。不过从四大家入选人数与分期两方面看,此说还不够严密,对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六文数量和地位的论述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总体看来,南宋前期骈文创作较为繁荣,名家众多,“四大家说”尚不足以概括这一特点。

《文心雕龙》论赋与《文选》赋分类定篇

《文心雕龙》不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和选赋定篇的唯一作品,但它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及选赋的较直接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其影响不能估计太高,但也不能估计太低。《文选》赋分类定篇与《文心雕龙》论赋在“原始表末”、“释名章义”、“别体分类”与“选文定篇”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或相异之处。其相同处表明刘勰与萧统赋学观上有一致的地方及刘勰对萧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不同则表明二人赋学观的差异。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点刍论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是对晚明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再次选评,其序文、选文、评点皆体现着蒋士铨对骈文的认识。由《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语可以看出,蒋士铨骈文批评推崇六朝尤其是徐、庾骈文,重视骈文的遒逸之气。蒋士铨评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反映了清人对骈文艺术和骈文发展史的看法,是清代骈文理论的重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对问体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

对问体论体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其特点是以对问的方式结构全篇,通常是一问一答,也有多问多答,"辙寄之宾主,假自疑以对之",假设对方有疑惑不解的问题或对方攻击的观点,然后予以答疑或驳击。按其宾主人物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或问式,一类是客主问对式。前者使思想表述更加明白晓畅,使深刻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使文章容量扩大,呈现出思想逐层深入、几经矛盾波折的过程。后者则具有戏剧性,有虚构的客主双方,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与特定的情境。

南朝文笔之辨

笔从言分化出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尽管受到传统势力的长期排斥,终就成为寒门士子的仕进之梯。到南朝,文风愈盛,文士集团崛起,文笔受到普遍重视,别集、总集大量产生,文笔之辨成为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南朝学者试图从目录、音韵、情感三方面对文笔进行区分,虽有许多不周全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文学的盛况。

北朝风习与北朝散文的南化

北朝风习多不同于南朝,但在佞佛、崇儒上,二者的趋同使南北风习有了根本的一致点,从而影响到文坛。北朝文风的南化存在南人入北和北人学南的双重因素,在传统的评说中,北朝文人的才藻和文风的华丽常为人关注,使南北文风有很相近的地方。但北朝散文风格最具个性的是本色,即切合表现对象寻求心性和语言的自然,从而走了一条介于质实与华美之间的中性道路。

试论南朝书牍文的抒情述志类型

南朝书牍文体类繁杂,数量颇多,篇幅长短不一,创作意图各异,题材内容多样,但抒情述志功能在诸文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从内容上看,诸作或抒发伤悼之情,或表达隐居意趣,或阐述事理,或陈辞诉屈为己辩护,或上言谢恩,或抒故国之思以求返归,或讨论文学,或研赏书法等;从形式上看,这些书牍文以骈、散两体并行于文苑,骈体书牍文讲究形式技巧,藻采纷呈,用典繁密,音律协畅,对偶精工;散体书牍文句式灵活多样,言志抒情明确深刻。

试论南朝颂赞文

颂赞文为古代散文中的两种体裁,包括颂体与赞体。颂文又分正、变二体,正体颂文意在颂美神灵,变体颂文则转向称美人事。赞之一体取称赞之意,包括多种类型,其中史赞类意含褒贬,成就最高。南朝之颂多为变体,鲍照、江淹之作声名最显。鲍作着力于为帝王歌功颂德;江作则立足于托物抒怀。南朝之赞以范晔《后汉书》之作最为特出。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南朝骈文隶事及其深层文化意蕴

作为南朝骈文形式方面的一大重要特征,隶事与对偶、辞藻、声律、句式等共同成就了骈文的形式之美。南朝骈文隶事不仅数量多,而且方式也非常灵活。齐梁以前,隶事总数相对较少,技巧也较为粗浅。齐梁以后,隶事数量大增,技巧也由粗浅走向精湛。南朝骈文隶事既可充实文章内容,提高艺术表现力,又可装饰文章形式,增强审美性,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朝骈文隶事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动因,除尊经崇古的心态使然外,还受重形式的文学审美取向与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调配组合”策略与批评文体之新变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体式众多,美轮美奂,这与众多文论家善于采取“调配组合”策略有关。借用社会政治领域分辨优劣、区分高下的人物品评方法来创制诗话体名著《诗品》,推动体例构成及言说方式的创新;在汉代注经基础上,挚虞形成文章流别论、集、选之组合,使文本由单一向综合迈进;“序+正文+注解”等组合体式产生新变,注解由训诂、疏通字句向阐发题旨变化。在鲜明对比中剖析魏晋南北朝批评策略和文体新变之关联,认为正是调配、组合、融通策略推动着此阶段批评文体产生变异,增添新的容量,呈现新的姿态,这对当前文学批评亦具有学术意义和启迪价值。

论南明诗文创作的政治走向

南明权臣党争、皇帝秉政、战事失利,往往影响文坛动态,左右文人创作。由于战乱频仍,交通阻隔;远离政治事件发生地的文人则不在受影响之列。涉及的文体类型主要有诗、疏、檄、联、记、敕等,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特殊性,出现了不少匿名之作,战事的紧急还导致了一些本该押韵的文体产生了出韵现象。此外,受南明政权影响的这些诗文作品叙事性极强,且风格灵活多变,明快、沉静、嘲讽、调侃、幽默,不一而足。明遗民文学并非只有悲天悯人的感伤,不过,其娱乐功能严重萎缩也是事实,更加注重宣传性。这说明,在国家乱亡之时,文学干预政权的诉求会更加强烈。南明文学既是对明代文学的延续,也是对明代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更是对清代文学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