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荀子礼学视域下的势论思想考辨

学界对于荀子的“礼”以及礼法思想的研究已极尽其详,但是对荀子势论思想的讨论却相对匮乏。深入探讨荀子的势论主张及其礼、势关系问题,对于全面把握荀子的社会政治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在对照先秦时期兵、法、稷下诸家势论思想的同时,结合荀书中关于“势”字的具体用法,分别讨论《荀子》对势论思想的发展,对势论思想实现道德转向的努力,对礼、势关系问题的辨析,以及将势论思想与“圣王”政治加以结合的尝试。借此阐明荀子以礼用势、以义制势、礼义导势的核心主张,并最终建构起荀子“圣人得势”的完整势论思想体系,为推动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尝试。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精神解析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是围绕义利关系展开的,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义以为质",推崇宁俭勿奢、安贫乐道的消费原则与节用以礼、贵贱有等的消费标准。为防止僭越礼制,维护社会公益,保证人们各安其位,他们提出了节用爱人、博施济众的理想。先秦儒家消费伦理的本质在于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合于"义"、至乎"礼"、归于"仁",以达到物我并存、各得其宜、天下一家的境界。

《淮南子》社会控制论初探

《淮南子》一书中在社会控制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无为是《淮南子》的根本主张,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无为的概念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现实社会控制的总原则,二是理想的社会控制状态。《淮南子》提到的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有仁义、礼乐、法、鬼神、舆论。《淮南子》认为,用礼、法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礼、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如果运用不当不仅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会起到很坏的作用,事与愿违。在《淮南子》看来,仁、义是礼法能够实施的保障和前提和基础,没有仁作为内容,法只能徒具形式而不能真正长期有效地发生作用。仁不仅是普通人守礼,遵法的前提,更是统治者自我约束的内在保障。

论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五常”的形成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范畴,这一概念经历了先秦孕育至汉代形成的过程,在汉代又有“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的过程,即“仁、义、礼、智、信”孕育时,由“天道”下落、内收到“人道”,后又经过董仲舒的神秘化、扬雄的道德化和《白虎通》的法典化,形成了以“天命”言天下国家的特色。

从《仪礼》与《礼记》的关系考论“礼仪之邦”与“礼义之邦”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与"礼义之邦",主要因为儒学的历史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得名。仁与礼是传统儒家仁政礼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儒学经典"三礼"中《仪礼》与《礼记》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儒家礼仪主张与礼义之阐释的关系。比较《仪礼》与《礼记》,《仪礼》成书早,是"圣人之作",从《仪礼》之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而言,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而从礼仪与礼义的贯通关系而言,中国可以称之为"礼仪之邦"也可以称之为"礼义之邦"。如果从"分离"的角度看"礼仪"与"礼义","礼仪"与"礼义"都不是传统儒学中的应有含义,也不符合基本的史实,并且,照此逻辑,则"礼仪之邦"和"礼义之邦"都有被否定的趋势。

《礼器》与儒家礼义诠释的核心原则

《礼器》为《礼记》重要篇章,对礼之创制与施行原则和礼之于人修身成德的根本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礼器》指出,礼的根本功能在于"释回""增美".礼有本有文,忠信为本,义理为文.此说具有明显的先秦儒家心性哲学特征.《礼器》重点阐述了礼之制定与施行中的五大要义,即时、顺、体、宜、称.《礼器》将礼的各种复杂体制归结为"内心""外心"两大原则,通过指出其与君子之德的关联,确立了礼之本与礼之文的关系模式,并将文质统一作为礼的最终理想.

“义立而王”——荀子“王政”思想研究

荀子"义立而王"的政治思想是战国末长期兼并战争的产物,荀子通过对人性的分析,阐明了礼义在调节人欲、去乱止争方面的作用。荀子认为,世间的一切纷争皆源自人欲对利益不合理的追求,因此需要礼义对追求利益的目的、方法等进行规范,做到人人各得其宜,实现"群居和一"的有序社会。荀子将礼义作为治国治民之本,其中君主和君子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他们以自身的美德和才能引导全社会朝着礼义要求的方向前进,并最终实现以愿民、治法、美俗、贤士为四要素的"王政",建立"天下为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荀子的“孔子问题”初论

荀子萦怀于心的思想问题乃是"圣人不得其位"的所谓"孔子问题",即荀子要在思想理论上解决"儒家的政教担纲者如何得势临民"的核心问题。这一思想归宿迫使荀子,按照思想逻辑必然要极力证明人性恶的观点,因此,"性恶"并非仅仅是荀子面对的客观现实,更是他思想不得不预设的一种逻辑前提。荀子尊孔崇道,特别提出"隆礼"的主张,实是为了达到"象征意义上尊君而实际政治中任贤"的思想目的,亦即给"孔子问题"以一种现实、稳妥而长久的制度设计上的解决。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入点与着力点

传统文化非常注重教育,注重培养德性,所以对于经典,对于传统文化,不能仅仅"诵其言辞,解其训诂",应该抓住要领,把握精髓,弘扬儒学真精神。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入点与着力点就在于"成德"。对此,孔门教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真正的成人需要具备修身做人的基本准则,"道前定而不穷",人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正确的信仰与价值判断,才会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孝悌是仁爱的基础;"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义之道,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同时还要内外结合,用礼乐来加以修饰。

《道德经》之仁义观考察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众所周知,自司马迁陈述以来,这些记录被引用为证实老子与孔子思想互相排斥的主要根据。再说,孔子强调以"仁义"与"礼乐"制度来控制,而老子却追求"自然无为"的顺其自然之道理。尽管如此,《道德经》里有些谈到"仁义"的句子:"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能理解老子思想的有关资料只限于《道德经》,而《道德经》里谈到"仁义"的也只有这些。与此相反,《论语》《礼记》等着书里有不少谈及到"仁义"的部分。笔者着想于这一点,先分析孔子所谈的仁义到底有何意,再将其适用于《道德经》的有关句子,试图考察老子的意图在何处。

中国正义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正义论为倡言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视域。首先,中国正义论将“仁”视作本源观念,“一体之仁”下“仁民”和“爱物”两个指向分别为以人民为中心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供依据,“爱而利之”则为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给予支撑。其次,中国正义论将“义”释为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能够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适宜性”原则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宜性与地宜性。再次,中国正义论认为“礼”即制度规范,“克己复礼”指社会运行必须依托一套合理的制度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斯命;“礼有损益”指“礼”应依据“仁”“义”因革损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依据三重逻辑不断完善。最后,“乐”即群体和谐是中国正义论的最终目标,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若合符节。

敬义论

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从中可以抽绎出诚信、爱敬、知耻、忠恕、和同等价值理念。我们有必要发掘"敬"之立义的学理内涵、精神旨归及对建构人的完整人格的深在意义。敬为人事之本、敬即人的不可予夺之志、敬是礼的精神内核、爱敬为人道之极,程朱主敬说使儒家思想的信仰层面在学理上得到系统的深化和补充,"敬"的价值理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最高点,敬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荀子·礼论》之"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一语,可以视作敬义的全提。而《礼记·曲礼上》特地赋予"敬"以"安定辞"的义理换称,其对敬的可以安定社会秩序的深涵,作了近乎突出到极致的彰显。斯可见"敬"之为义是何等深切重大。

从墓园祭祀延续儒家“仁”道教化——兼谈马来西亚华人殡葬的礼仪传承

按照儒家的实践，人们不仅是由殡葬到祭祀活动去调适与建构从节哀顺变到慎终追远的情感演变，所有个人也是通过各种周而复始的祭祀活动，内化与升华其眼前到内心代表整体文化与价值的一切，其过程发挥着维续纲常的神道设教作用。以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与槟城为例，华人借由义冢的祭祀传统，凝聚社会认同，重建伦理纲常与传承文化意识，是有利于南洋华人得以在海外重构华人世界与延续华夏传统的原因之一。当代墓园作为公共空间，若能承担社会责任，传承公冢集文化、历史与社会教育祭祀传统，就有机会成全后人的文化传承、历史认同、人格提升，有利于和谐。如果从举殡到墓园都不能承担慎终追远的意义，起不了载体的作用，其氛围和空间缺乏延续相应于原来思想体系的祭祀传统，则已故者的家人亲属，无疑也可能陷入无从继承、扩展和创新民族文化资本的恶性循环。由此发展下去，被埋葬的将不止是个人，也可能会埋藏掉整体民族归属感，影响当地华人承先继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