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对立法的因应及其制度完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通过并正式施行,我国已正式步入以民法典作为规制基础的法典化治理时代。民法典的颁布不但会将散乱的民事单行立法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重新设计,从而引起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的重大变革;而且会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生成机制及其辐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并有效消解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现象。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司法解释能否有效嵌入相关的制度设计?能否通过精细化的规则设计有效消解司法解释的作用空间?在后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如何实现与现有法律的无缝对接?其基本思路是在明确司法解释的地位和权限,并在重新划定司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凸显指导性案例的作用,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与法官的司法能动权之间的分工,减少法官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完善司法解释的对象确立、启动、清理退出、保障和监督机制,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僭越立法权问题和选择性抽象解释的问题。

刑法理论因应时代发展需处理好五种关系

从刑法理论的视角审视当下我们所处时代是:以互联网科技为引领的科技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副作用所引发的高风险社会时代;大量新型违法犯罪行为频发及不断进行犯罪化的带来刑事立法立法的活性化时代;犯罪形态在数量变化上由传统的自然犯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法定犯占绝对比重的时代;以及以民法典编纂为标志性事件的民法典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刑法理论如欲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处理好五种关系:科技时代传统刑法理论与新问题之间的关系;风险社会时代刑法安全治理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立法活性化时代刑事立法的"立改"与"废释"之间的关系;法定犯时代法定犯的不断扩容与罪刑法定原则底线坚守之间的关系;民法典时代公法(刑法)与私法(民法)之间融合的关系。刑法学的发展,只有不断寻找时代问题,充分体现时代特征,才能形成富有生命力的时代理论。

民法典时代的个人信息控制权

在以信息为标识的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控制权现有基础理论研究不成熟使得目前我国个人信息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构建方面缺乏实质性推进和有用性规范。对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生成逻辑、实现困境以及塑造维度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探索涉及整个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控制权观念的革新问题。现代信息社会风险下的理念增生、传统权利惯性下的概念创设、诸多学说争议下的属性定位,以及新兴权利语境下的范畴认知共同构筑了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生成逻辑。个人信息控制权在实现过程中存在权利混淆、权利冲突、权利被侵犯、权利被滥用的现实困境。客体厘定、利益调和、实质保障、合理限制是个人信息控制权得以规范塑造的基本维度。

民法典时代经济法规制理念的创新

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典》的出台必然会给其所在的法律系统及受法律规制的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民法调整领域的基本确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调和以及私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等。这对以市场经济为规制对象、以政府为规制主体、坚持社会本位的经济法规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民法典》形塑的“民法国家“”社会本位”和“市场主体”观念,蕴含着协同规制、服务规制和有限规制的理念,这要求经济法规制应当以保障新型协同关系为价值准星,以服务社会契约法益为终极追求,以克制政府权力滥用为“底线道德”。为应对规制目标、价值取向和规制原则上的新要求,经济法规制首先要在规制理念上有所创新,树立起在风险社会中多元主体共担责任、共同治理,但又各负其责且有一套理性构建的法律制度为保证的规制理念。如此,经济法规制才能在民法典时代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宗旨的实现,从而使社会契约法益最大化。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民事立法语言的规范及思考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中,民事法律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前,国家正在编纂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对于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民事法律具有重要意义。而民事立法语言的规范是民法典编纂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民事立法语言在词语使用、句子成分的构成、句子组配、篇章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对民事立法语言进行规范,目的在于提高民事立法语言的"可读性",使民事立法语言能更有效地服务社会,这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乃至建设"法治中国"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法学研究方法之流变

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法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性、合目的性的基本特征。中国民法学法典化任务决定了民法学研究方法的合目的性。中国民法学研究范围之广决定了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以规范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方法最为典型。规范分析方法在民法学恒定发展,体系导向明确且注重比较法研究。价值分析方法在民法学后来居上,且重视问题导向。社会分析方法在民法学渐受重视,强调对民间习惯等事实的调查和分析。各种民法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但又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未来要注重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协调配合,要顺应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最终促进民法学研究在后民法典时代的发展。

《民法典》时代涉外收养制度的优化

《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包括《收养法》在内的多部法律已全部废止,收养的法律关系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法典》对收养的相关条款进行了实质性修改,一方面符合我国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对被收养人权益的保护。然而,就《民法典》对涉外收养的规定来看,还存在空白之处。在《民法典》时代,通过对涉外收养的国际最新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归纳,在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出发点,对我国的涉外收养制度进行完善。

后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在后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框架得到了明确规定与指导。国际条约作为法律文件,优先适用于国内法,具有约束力。立法机关在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国际条约的适用条件和原则,为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提供了依据。法院在适用国际条约时,尊重当事人选择,并综合考虑国际惯例作为法律补充规则的适用,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后《民法典》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的优化

《民法典》的成功编纂统一了我国民事实体性规范,废止了载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的一系列民事单行法,消除了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结构、内容的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立法技术层面,对后《民法典》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的修法时机以及整合、优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关注的若干制度问题应进行对策研究。

民法典时代的教学与研究初探

伴随着《民法典》的颁行,民法典时代已经来临。《民法典》颁布以后,要尽快构建中国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需要在继承中彰显民族性,在内容上永葆实践性,在发展中彰显时代性,在借鉴中彰显包容性。在进入民法典时代后,需要树立法典化的思维方式。调整研究重心,服务《民法典》实施和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同时应该以《民法典》为基准,推进课程改革和教材体系建设,将《民法典》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民法教学之中,注重案例教学,做到学以致用。需要掌握民法研习的各种方法,以准确把握《民法典》的新理念、新制度,并将其运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论民法典时代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法律指引模式之革新

《民法典》生效后,《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条约适用的指引规定自动失效,从而给我国直接适用条约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目前,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法律指引模式主要由司法解释和特定通知、法律法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指导性案例构成。然而,上述指引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无法适应《民法典》时代对我国法院精准地直接适用条约的更高要求。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应当在理论层面以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作为指导,确立真正意义上直接适用条约的理论来革新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法律指引模式。

中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总则编体系建构

体系构建和制度选择取决于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标准)取决于功能定位(目标),功能定位又取决于历史使命,历史使命依赖于时代背景。中国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具有转型期、过渡阶段的特征,历史使命是构建当代民法,服务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其功能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决定了民法典-民法总则的体系构建和制度设计需要在诸多因素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