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中世纪权力要素剖析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从权力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可以发现,中世纪王权在权力政治发展中的演变历程正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积累过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国家原则对封建原则的消解;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在这两方面作用的互动过程中,王权在国家原则的制约下巩固与发展起来,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决定性的历史条件。

从英国教堂文化透视中西方人生意识差异

英国人一生中的大事都与教堂密不可分——从出生的洗礼,到成年后的结婚仪式,乃至离世后的安息之所。在日常生活中,周末到教堂祈祷一般也会与英国人相伴一生。教堂文化折射出英国人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去教堂是他们与上帝对话的途径,也反映出他们如何面对现世的人生意识。他们对生死的看法与大多以佛道为宗的中国人有很大差异。认识中英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差异,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中西方交流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

论黑死病期间的英国教会

在教会看来,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故而对之主要的防治也应该以忏悔为主。这些对策的确没有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但这是当时科学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教会所能采取的最好选择,并且,对这种解释迅速的传达和有关措施周密的布置本身就证明了教会面对瘟疫的积极态度,对社会的稳定也不无裨益。另外,教会还积极的进行临终抚慰、开辟墓地等稳定社会秩序的活动。尽管有一些教职人员的确有腐败的行为,但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因为他们相当多数并非原来教会的成员,而是在原有教士大量死亡之际紧急补充进来的人员。

马修·阿诺德——英国国教的卫士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宗教纷争,马修·阿诺德是国教的忠实拥护者,坚持国教统一,即重新定义国教,使其成为国家性道德机构,其实质是神学形式一元化但神学思想多元化。

英国浸礼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变迁论纲

英国浸礼会自李提摩太1878年开辟山西教区后,先后设立了太原、忻州、代州三大总站,发展教徒,在晋传教长达70余年,成为山西规模较大的新教差会;浸礼会为打开布道局面,在活动地区开设崇实学校、博爱医院等著名的教会学校、医院,促进了近代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浸礼会传教士还参与山西灾荒战乱救济,反对妇女缠足,推动山西社会乡村改良,并积极倡导禁烟。英国浸礼会在山西活动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其活动却成为山西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英格兰盎格鲁和诺曼时期教会与王室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

讨论了英格兰盎格鲁和诺曼时期的对外贸易,认为其延续了罗马时代的部分活动,但教会、王室对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有明显的影响力。从当时的进出口商品中可以窥见,奴隶、呢布和葡萄酒等商品的对外贸易在教会和王室的消费需求下逐渐走向发展,同时这一时期的贸易发展也推动了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对外贸易的发展。

试析英国民族教会建立的特点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教会,即国教安立甘宗,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民族教会在建立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特点:有统一王权的领导;与民族国家利益相结合;所建国教表现为新旧教的折中与融合。

亨利六世与理查三世的基督教信仰反差

亨利六世与理查三世是莎士比亚第一历史四联剧的两位主角。两位国王虽皆为言必称上帝的基督徒,却在信仰的实质上表现出鲜明反差:前者是“圣徒般的傻瓜”,后者则是“伪信徒”式的暴君。通过再现这一对基督徒国王的“属灵世界”,探讨他们信仰的诚笃或虚伪、幻灭或犹疑,由此推导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剧作家个人的基督教倾向,特别是这一倾向对深受路德宗教义—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英国国教教义的可能背离。

中世纪英国教会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瘟疫中危害很大的瘟疫之一,它是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惨重的生态灾难。中世纪英国黑死病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并对居民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引起了整个社会不同程度的恐慌和混乱。黑死病爆发后,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英国教会作出了种种的应对措施,尽管成效不够理想,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但这是由当时社会客观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英国牛津运动探微(1833—1845)

19世纪20年代,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改革法案废除了国教会的传统特权地位,引发传统政教联盟的瓦解和国教信仰危机。牛津大学一批高教会派学者发起了一场以文化运动为形式的宗教复兴运动,其目的是维护国教会的传统地位,呼召人们对传统信仰的坚守,试图阻止自由主义对教会和社会精神的影响。在书册派的努力下,牛津运动在英国上层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想大潮的冲击下,由于纽曼等运动领袖思想的转变,具有保守色彩的牛津运动于19世纪40年代走向衰落。

走进英国小学看素质教育

2014年2月份至8月份期间,我受邀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做访问学者,同时我的女儿也在英国埃克塞特市的Sf Michael S Church of England Primary Academy读5年级。该小学5年级有2个班,每班28名学生,除了1名华裔,其他学生均为英国本地学生。在英国实地考察的这半年中,我发现英国小学生认为上学读书是一件轻松愉快值得期待的事,每天都过得充实饱满,幸福感普遍较高。原因何在?走进英国小学。

英国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论析

完整意义上的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是原则上赋予天主教徒以公民权,其二则是针对天主教徒公民权所作的若干限制性规定或"保障"条款。尽管这些"保障"条款未必实有其效,但其作为整个法案之一部分却并非可有可无。如果说,法案的前一部分内容回应了解决天主教徒公民权问题之紧迫性与必要性,那么,后一部分内容则反映出天主教解放问题之深刻的历史复杂性。事实上,天主教解放问题不只是一个与天主教徒宗教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个攸关英国宪法的新教性质、英国国教会的存在及其特权、英格兰民族由来已久的反天主教传统以及新教徒尤其是国教徒的宗教认同及其宗教情感归属等等的重大问题。天主教解放问题所具有的这种复杂性,使得法案设计者们必须尽量权衡各种利害关系,兼顾来自不同方面的多种诉求。惟其如此,我们只有将法案两部分内容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方能同情性地理解法案设计者们的历史处境及其复杂心态。

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宗教意识演变的原因

中世纪晚期,随着英国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英国社会宗教意识发生演变,反教权思想渐渐产生。其原因有:英国的教会传统有别于西欧大陆,王权相对强大;天主教会腐败混乱、威信扫地;中世纪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受到挑战,包括黑死病的传入对西欧整个社会人们心理的影响、神秘主义出现和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等。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政教关系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英国初步形成的时期,基督教的传入对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和教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达到了互利和双赢,使英吉利民族增强了凝聚力。这是英国在宗教改革中没有像某些大陆国家那样因宗教改革而发生分裂,甚至走向内战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教会及其现状

一般说来,英国人都信教,但形式有所不同。在众多信徒的心目中,英格兰教会(the Church of England或the Anglican Church)代表着英国国教会(National Church of England)。而英国国教会的领袖人物——英国大主教(Primate of all England)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ry)兼任的。在他之后,约克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York)兼任英格兰大主教(primate of England)。除了这两位大主教。

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

17世纪初瘟疫频发,忧郁的清教徒在英格兰宫廷不再得势,忧郁成为一种瘟疫、罪恶与政治身体疾病。精英人士控诉清教徒的疯癫狂热与分裂国教会行为,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在《忧郁的剖析》中,作者伯顿试图通过写作治愈自身忧郁却陷入疯狂写作之中,谴责作为王国痼疾的清教极端主义,使用乌托邦图景描写理想国家。面对国教会垄断教义与政府不肯改革,伯顿唯有与清教共处并效忠国教会以捍卫王国健康,其乌托邦理想只是一个受忧郁驱使的疯狂想象与语言游戏,这透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的国教会焦虑。

《大宪章》成因考

诞生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八百多年来饱受赞誉和争议。贬之者谓其"不过是人们心中一部古老的封建法律",褒之者则誉其为西方宪政、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滥觞。从1215年的危机与《大宪章》的签订,以及催生《大宪章》的政治、宗教、财税与司法等因素之角度分析,可知《大宪章》的诞生是中世纪英国各种偶然事件与必然社会发展之多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对比同时期的中国、俄罗斯、法国,《大宪章》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社会基础,具有不可复制性。《大宪章》的"神话",部分在于其63条文本的解释潜力,部分在于中世纪英国的特殊国情,其本质是国家治理中各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这是《大宪章》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其永恒的价值所在。

18世纪英国国教会述析

作为国家教会,18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在履行宗教职责方面尽管并非无可指摘,但总体可谓称职。在相对平稳的17世纪末与18世纪前期,国教会的主流地位亦相对稳固,但来自力倡理性宗教的自然神论者的思想冲击,仍给国教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进入18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益加深及加速进行,国教会既有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弱点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以循道宗为代表的福音运动的兴起及其蔓延、渗透,以及新教不从国教派、天主教派的重新活跃与日益发展壮大,则进一步动摇了国教会的独尊地位,加剧了国教会的危机。不过,主流教会的危机却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毋宁说,主流教会与其他教会或教派的起落消长,预示着的是英国宗教多元竞争的变动趋势。

近代早期英国对自杀者的惩罚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们认为自杀是"恶魔的罪行",是受到魔鬼引诱的结果,是一种反对上帝、反对国家的重罪。自杀者不仅要受到教会的惩罚,例如,不能进行基督徒式的安葬,尸体会被亵渎,家人要蒙羞,——而且也要受到政府的惩罚——自杀者财物要被没收。近代早期英国教会和政府对自杀行为的谴责、惩罚表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躯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人的身体(尸体)成为政治和文化活动集中的主要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