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考察一代文坛风气是认识一代文学的独特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立体地、较为真切地了解一代文学的状貌。元代文坛有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以及文人的赏曲之风。要真正认识元代文学,必须对这些风气做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与把握。考察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生存状态,认识元代雅俗文学之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认识元代的士风。赏曲在元代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著名文人与一流艺妓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建立在对品格与才艺的相互倾慕基础之上的。

元代文坛:多元格局形成与地方力量推助——以江西乡贯为中心

对于元代文坛多元格局的形成,江西乡贯文人的作用明显,而这又以江西文人对南北一统、文化多元政治现实的认同为前提。作为王朝一统进程中人口增长最多、数量最大的地域,江西在文化上也获得极大繁荣。滋生其中的江西乡贯文人深省顺处,力以务实观风态度,涵容博取。其所推动形成的平易正大风格,正有以黼黻多元文化包举并存的时代氛围。

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儒仙”印记

元代玄教宗师吴全节不仅以其儒道素养际遇元廷,由主持皇室斋醮、国家祭祀进而参与元廷政治,取得了元代汉人、南人无法企及的功业;而且以其艺文素养参与元代艺文活动,营造了元代最为庞大的艺文交游圈,成为元代文坛的一大盟主,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交游唱和遂成为元代艺文创作的一道靓丽风景。就留存至今的73位作家的393篇(首)作品加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唱和题赠之作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吴全节庙堂功业、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感悟,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吴全节身份和地位的判断,“儒仙”吴全节也因此成为折射元代士人心态的绝佳窗口,彰显了元代儒士的用世情怀和出世愿景,是元代文学、元代文化“儒道互补”结构的集中体现。吴全节的功业、吴全节与文坛的交游、吴全节的“儒仙”印记,在道教史、文化史、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乃元代特殊的制度使然,值得我们深思。

“文章志”为“以人为纲”的书籍目录

或称"文章志"为作家传记,不确。《隋书·经籍志》著录"文章志"一类在"簿录篇",为目录书;"文章志"一类书的作者在秘书监任职,工作之一就是典校图籍,登记目录;《后汉书.文苑传》所承绪者应为《文士传》一类;"文章志"一类书多关注对作品评价乃至对作者文学事迹的整体关注;"文章志"与总集、别集编撰有辅助作用。

元代文坛的雅俗双栖现象

元代文坛在雅俗分流的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既从事诗文词赋等传统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戏曲(杂剧或散曲)、小说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身兼雅俗,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从雅俗双栖作家队伍状况来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布区域广,涉及文体兼擅多元等特点。从雅俗不同文体之间关系看表现有二:其一,文体各用、泾渭分明。这类雅俗双栖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严守各体、泾渭分明,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但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男女情爱;其二,文体互用、雅俗融通,雅俗文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并非互不关联、各行其路,更多的是雅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通比如雅俗各体语言相互借鉴、同一题材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达等。双栖现象形成原因主要有元人雅俗文学观念的趋同性和雅俗文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总之,元代文坛客观存在着作家的雅俗双栖现象,雅俗各体的创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融通。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或单一文体的视角去认识元代文坛,对元代文人的认识难免会出现诸多误读,关注雅俗双栖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文人及元代文坛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一统皇元气象殊——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是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该书从文坛格局和文体格局两个视角研究元代文学,全面审视了元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相关问题,是从史学观念到学理模式的重要创新。该书力图在“多元文化—文人活动—文学格局”的三维体系中,建立文学研究坚实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学支撑,增强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和丰富性,是一部研究元代文学的宏观论著。

元代江南文士的游谒与文坛风气

元代江南文士以诗文为主要谒具,游谒于杭州、大都两个主要的文化圈中心。通过序跋、赠答、结社、唱和等方式,提高了异族统治下南方人文学创作格局的影响力,巩固了江南文化圈。在北游构建江南文士京城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融入大都文化圈,带来了题材、风格、文学理念的互动,奠定了南北融合的诗文走向基础,最终促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大一统的文化与文学,体现出元代文学以地域文明取代单一民族文明的发展特征。

元契丹人石抹宜孙交游及文学活动考论

元末契丹族后裔石抹宜孙镇守处州,与浙东文人、理学家、政治家等交游,并进行频繁的文学活动,如诸君唱和、少微唱和、刘石唱和、掀篷唱和等,为维护元末浙东的政治稳定、理学发展以及文坛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契丹人石抹宜孙为中心的雅集唱和,是考察元代多元、多族士人圈交流融合的鲜活例证,亦是在元末战乱背景下,浙东文人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的缩影。

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

元明更迭以大都易主为标志。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 ,大都集中着全国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精英 ,文坛活动颇具特点。只不过从大都改为北平起 ,人们有意无意忽视这一段历史 ,文献亦因战乱散失 ,以致大都文坛的存在竟成了问题。研究大都文坛的活动 ,以及战乱频仍时期它怎样与南北文人联系交流、产生影响 ,又怎样消亡 ,特别是滞留大都的“精神人质”们在鼎故革新时刻处境如何 ,对深入了解文学在元明间的过渡 ,认识元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完整过程 ,具有启示意义。

袁宏道著作的印行及其文坛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作家文坛地位的外缘因素大致可分为权威性与非权威性两类。为成就文坛事业,袁宏道曾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发声,其中之一是利用晚明迅速发展的印书业。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七年,其诗文著作至少刻印过十五次,可称为"密集滚动式"印行。其读者除了士大夫阶层,还经由商业出版扩散至下层文人。传媒效应扩张了袁宏道的文化影响力,带动不少文人改变欣赏趣味和写作方式,冲击了当时的文学主潮;袁氏也因此成为时代文坛不可忽视的突起异军。袁宏道的成功,切实体现了来自士大夫以外文化圈的非权威性因素影响晚明文坛格局能力的上升。

元代色目文人与高丽—朝鲜文坛的汉语诗文互动

高丽成为蒙元的附属后,色目文人与高丽文人在各层次都有交游。元代中后期色目文人汉语诗文的创作令高丽文人感到耳目一新,高丽文人在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上进行了模仿,也开始品评色目文人的作品。元代色目文人与高丽文人的交谊是以官场为媒介、以汉语为载体的儒家文化的交流,对元丽双方的政治、文化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色目文人与高丽文人的交谊跨越了民族间的藩篱,有了追求、切磋汉文学的共同目标,客观上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