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服饰文化与岁时礼俗互动研究

从礼俗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关系入手,研究岁时礼俗互动中的宋代服饰文化。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对两宋时期岁时礼俗与节日服饰文化内涵进行归纳与分析,结合相关考古发掘的服饰实物,提炼宋代岁时节日服饰文化价值。研究表明:首先,宋代服饰风尚简约与富丽并存,反映出宋代民众生活审美旨趣与时尚观;其次,宋服除了“服用”的基本功能之外,宋代岁时节日服饰颇具应时应景的寓意,还与人生礼仪关系密切;此外,宋代节令服饰造物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具有很高的艺术和造物价值。文章通过挖掘宋代岁时节日服饰所蕴含的审美旨趣、艺术智慧和造物思想,以及宋服礼俗的文化价值,反映宋代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以促进宋代服饰文化传承与传播。

宋代服饰文化与岁时礼俗视角下的宋韵文化传承研究

自“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实施以来,宋韵文化研究和建设工作开始加快,然而,承扬宋韵文化仍需继续寻找新的发力点。该文从礼俗与服饰文化的关系入手,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研究法,在出土实物、传世图像和古籍文献等史料中钩深索隐,对两宋时期的岁时礼俗与节日服饰进行爬梳剔抉,挖掘与提炼宋代岁时礼俗中节日服饰蕴含的信仰民俗、师法自然、备物致用等文化内涵。以“解以致用”为目标,进而探索宋代岁时礼俗与服饰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活化利用”与“礼俗互动”两大路径,旨在为宋韵文脉保护与传承寻找新的突破口,为岁时礼俗与服饰文化互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智力支持。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 ,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 ,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 ,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

明清以来的徽州,人们对人生仪礼中的丧葬仪礼格外重视。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相互纠结的情形,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许多描写边塞风情的作品,其内容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抒情重心转向了自然山川、岁时风尚及民俗民情的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描绘地域自然风貌,注重记史实写风俗。通过分析描写张家口地域物候风光及世俗风情的诗歌,可全面了解西北边塞地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及风俗民情,对于认识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民俗风貌具有直观、感性的文化意义。

晚清女性贞节礼俗社会教化功能的强化及其变化探微

晚清女性贞节礼俗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不断加强,女性节烈楷模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推动社会节烈风尚的形成;贞节堂在晚清的出现,是贞节观念极端化的又一物化象征。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机构,贞节堂的社会功能正逐步由对节妇贞女的恤济向公共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嬗变。鸦片战争以来思想界出现的开明人士猛烈抨击传统贞节观的现象也表明,清代妇女贞节观在走向极致的同时,也面临着行将崩溃的前景,它预示着中国妇女在近代社会的观念变迁中,将逐步地走出传统礼教的束缚,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的工艺及文化意蕴研究

在整个中华民族琢玉的历史长河中,商代玉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除出土令世人瞩目的青铜器外,也出土了754件(颗)的玉器,它是商代时期长江南岸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这批玉器既有精湛的雕琢工艺与娴熟的打磨加工技术,也有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和设计创造;既有形制非常规整而流畅的器形,也有灵活多变,生动传神的玉雕饰品;既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夸张、变形的,它向世人展示发达玉器工艺及深层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向我们昭示了大洋洲的先民们用勤劳和智慧所创造的发达灿烂的文明。因此,有着极高的美学、历史、民俗与考古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和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婚礼、婚俗略考

以《太平广记》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视角 ,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做综合研究 ,总结唐代婚姻礼俗现象 ,并探究其形成发展原因。还原历史 ,再现真实 ,认识了解唐代婚姻礼俗文化 ,是本文的基本思想。

《诗经》东门恋歌与周代礼俗

《诗经》中以“东门”为题的5首恋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青年男女恋爱交往的情形和“东门”聚会的社会习尚,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周民族作为古老农业民族而产生的朝日典礼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周代春季“会男女”之礼与民间习俗相渗透的结果。

周代社会用玉礼俗综述

周人用玉的情况很普遍,用法多种多样,有很多礼俗规矩,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周天子赐命诸侯时颁赐介圭作为朝见的信物,称为“命圭”;周人佩玉既是为了装饰美,也可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情人之间、夫妻之间常以赠玉来表达情意;诸侯见面时以玉作为会见礼物,表达友好,称为“授玉”;辞玉是诸侯之间聘礼中的一种仪节;贵族见面时必执物(即“贽”)以表达诚意,所执之物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而且男女不同贽,其中执玉者为贵;周人用玉来祭祀,祭天神陈列玉于祭台,祭地神则埋玉于地下,祭水神则将玉沉于水中,等等。

殷墟卜辞丛考

殷墟卜辞中有"方服"与"方执",是礼制规定的常服与常执。各地方国的职贡多用于祭祀。甲骨文有"辞"字,写法有三种形体。"辞"指拒绝与责让。殷墟卜辞中有"工",读为功。功、成义通。中国古代流行天人感应思想,殷墟卜辞中有一些天象变化的记录,反映了商人思想中阴阳灾异的观念。

诗经所见周代礼俗与关中西部人文资源开发论纲

关中西部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载体的《诗经》所反映的周代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性格,在关中西部民间有大量的遗存;将这些文化遗存进行发掘和批判清理,不但对西部人文资源起到保护作用,也对于实现关中西部人的现代转型、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卫地风诗中的商代礼俗探析

卫地风诗为《诗经·国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卫地风诗因产生于卫地而有着鲜明的民俗特色,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习俗、婚恋习俗和好色逸酒习俗三个方面。结合相关卫地风诗,从上述三个方面对商代风俗进行探讨和分析。

西汉帝陵营建礼俗略述

西汉五陵原陵墓群蕴藏着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初步研究,略述了西汉帝陵的营建礼俗。

宋代女性“服妖”现象探析

服妖自古有之,兴盛于宋代。宋代主要表现在违背社会风俗、不合礼制及民众对政治的不满等方面。其原因:宋代手工业发展,服饰种类繁多,人们对服饰要求也越来越高;动乱和战争使人们将部分原因归罪于"服妖";程朱理学的影响使人们将服装粉饰看做"服妖";辽金等少数民族使宋人对服饰呈现既效法又排斥的心态;历史的思想积淀使然。

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礼制与风俗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礼制与风俗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研究,成果丰富。据统计,研究著作有十部,研究论文有八十多篇,内容涉及礼制建设、礼仪法度、宗庙祭祀、外交礼仪、宗族家族礼法、婚丧礼俗、礼制性建筑、社会风俗等方面,并有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趋势,不仅丰富了魏晋南北朝礼制与风俗的内容,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参考。通过对近三十年来发表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学术梳理、分析评价及思考展望,以推动魏晋南北朝礼制与风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以会典为中心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极为重视保存满洲礼俗,视其为维持统治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限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入关后全面继承明朝礼制,继而以历代“礼统”的继承者自居。这两种矛盾的政治心态统合到礼政上来,就是实现满汉礼制在汉礼框架下的整合。因此,清朝在纂修会典等典籍时,并没有如实记载曾经以及现行的满洲礼俗,而是秉持汉礼的标准,对国初的满洲礼俗进行隐匿与文饰,以重塑帝国初始的礼制形象,消弭华夷差异,最终为政治统治服务。

庙堂与乡野:商辂的礼祀观念与信仰生活

明代"三元宰辅"商辂的礼祀观念与信仰立场,可谓当时江南儒家士大夫的典型:职在庙堂则坚决维护儒学思想及其礼法体系的正统地位,斥佛老之教为"邪道""异端";退居乡野却与僧道关系密切,似乎能包容、接纳甚至主动亲近佛老之教。本文从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信仰现象入手,将商辂的礼祀观念置于"庙堂—乡野""官—绅"的身份退阶模式中进行考察与分析,力图揭示此类"前后不一致"的儒者知识精英在信仰观念上的内在转变及其"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人文教化价值立场——儒家"礼"的根本精神在适应具体的地方信仰环境中得以维持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