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房价高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关于中国城市房价高涨的原因,理论界提出了多种观点,包括刚性需求说、供给短缺与结构失衡说、土地财政说、建设成本说、流动性过剩说及房地产暴利说等。在对现有观点梳理与辨析基础上,指出城市房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在于政府推动,而政府推动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推动的手段为货币超量供应、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垄断及重要行业政府垄断。

深圳市建成环境因素对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分析

通勤效率是反映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和居民通勤行为变得日趋复杂,影响城市空间绩效和居民生活品质;且随着多源大数据可获得性增强,关于职住平衡及其对通勤效率作用机制的研究愈发广泛而深入,但学者对于职住平衡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等物质空间属性如何影响居民通勤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为了解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同通勤效率居民的多元需求和真实的通勤状态,探索提升城市居民通勤效率的有效途径,推动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以深圳市为例,借助DAAS和ArcGIS平台利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住地和工作地,通过LINGO软件计算过剩通勤指标,对深圳居民通勤效率进行评价,并在区分居民工作地和居住地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多方面因素对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位、职住平衡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容积率、平均房价、公交可达性、城中村面积、工作岗位数量和服务设施面积对居民通勤效率有重要的影响。控制其他因素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之后,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工作地,通勤效率都会随着职住平衡程度的提升而提高,而在中国已有较高密度和混合度的背景下,通过进一步增容或功能混合以期提高通勤效率的措施则需审慎对待。研究丰富了基于我国大中城市背景的通勤影响实证案例,为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推动可持续交通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货币化率的直接测算及土地与住房的货币化——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货币化进程再思考

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对Yi(1991)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货币化进程"问题进行再考察,较科学地测算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货币化率,并对现阶段仍存在的"M2消失之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前者有利于总结我国过去货币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对正处在狭义货币化进程中的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后者则有助于理解我国当前的货币创造、货币政策以及资源"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如果学术界不能为我国货币化率测算的核心难题提供一个较准确清晰的答案,那么就很难给上述国家现阶段的货币化进程提供实质性建议。为此,文章初步解决了货币化率直接测算遗留的难题,并分析了"M2消失之谜"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理论测算表明,我国的货币化率在1952年和1978年分别约为31.7%和42.0%,到1993年基本达到100%;货币化率的年均增速则可分为三个阶段:1952-1960年为4.7%-6.1%,1961-1977年为-0.7%-1.2%,1978-1992年为6.0%-6.7%。文章还发现,剔除狭义货币化因素后,我国M2的平均流速仍在逐年下降,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货币流速下降之谜"和"高货币化之谜"并未消失,实证分析表明土地与住房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可能是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经济危机后,我国过多的金融资源流向了房地产市场,这暗示土地与住房的过度货币化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