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范祖禹《唐鉴》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

《唐鉴》是北宋范祖禹编纂的以唐之史事为北宋皇帝提供鉴戒的史著。受党争影响,《唐鉴》在北宋被列为禁书,未能发挥鉴戒作用。南宋至清,《唐鉴》曾用于经筵,并受到儒士称颂。《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被用于经筵。尤其英祖时期,君臣在经筵中研讨《唐鉴》,以唐之君臣和史事互相勉戒,由此进一步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唐鉴》在朝鲜儒士中也有一定影响,他们仿《唐鉴》编纂史书、刊印《唐鉴》,并借《唐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唐鉴》在中朝之流传和影响,是中朝史学交流和不同政治文化状况的反映。

燕行使者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认知变迁

清代燕行使者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重要内容。燕行使者在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于政治制度、市肆商业经济、文学艺术及医药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全方位再现了清代东北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样态。从“小中华”意识到北学思想的影响,中朝两国之间交往活动的主客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文化交流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偏差。结合域外的全新视角审视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以揭示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心态及社会变迁,呈现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下清代东北社会文化从单一封闭到多元互动、从排斥反抗到融合共生的发展过程。

清末民初黑龙江留俄学生文献史料考述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活动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史及中俄文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留俄学子或从事外交、侨务、教育、译介等工作,或致力于革命活动,对中俄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沟通交流起到了突出的促进作用。黑龙江留俄学生是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主要群体,整理分析与其相关的文献史料,对保存地方文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服务学术研究等均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黑龙江区域教育史、中国人留学史乃至华侨华人史研究的持续深化。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

《高丽史》是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后,由官方主持纂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这部官修史书以汉文字仿中华传统史学正史体例纂修,记述高丽王朝四百七十五年的历史进程,对高丽诸王事迹及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载录颇详,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无论修史模式、体例编排、撰作主旨,还是参修者的历史观念、著史原则,无不深受中华传统史学影响。《高丽史》纂修展现了十四、十五世纪朝鲜史学与中华传统史学之关联。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留德教育述论

中国近代留德教育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潮。留德学人多,成就突出。其成因既受国内人才需求、留学政策的推动,也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影响、留德学生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留德教育具有学科专业集中、学历层次较高、留学生组织活跃、留学途径多样等特点。1920-1930年代的留德热潮,对中国社会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留德学人英才辈出,涌现出周恩来、朱德、陈寅恪、季羡林、冯至、陈省身、朱家骅、王淦昌等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国内一些大学汇聚不少留德人才,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和治学传统,以蔡元培、马君武、顾孟余、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留德学者促进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民国时期的留德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留德教育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19世纪西方之新疆研究的兴起及其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关联

本文主要以近代中西之新疆研究为中心,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详细阐述了19世纪西方的新疆研究的兴起,并对二者间存在的关联与互动进行了论述。本文的观点是:近代中西之间的新疆研究各有所长,中国的研究长于文献考据,西方的研究则长于实地考察,更注重实用性,二者存在极强的互补性。但是,在总体上,近代中国的新疆研究已经远远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另外,受时势之影响,双方之间的交流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成果的利用远远逊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成果的利用。

马政演变史凸显的历史唯物主义——《明清西北马政研究》论衡

马政作为历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历来受到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除了涉及本身的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以外,马政及相关贸易也成为历代王朝统驭周边各民族的门径。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不能拘泥于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马政制度是完全受制于统治者的意志。相反,马政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同时又与其他的因素广泛联系。作为历史的主体,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的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影响了马政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西北马政研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西北马政研究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论《西域图志》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西域图志》是清代新疆第一部地方志，对后人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影响深远。有些学者以之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标志，本文认为此论不妥。因为《西域图志》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发展有限，并没有吸引和刺激时入投身西北史地研究，与传统所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标志《西陲总统事略》相比大有不如。本文依然认为，《西陲总统事略》才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标志。

评《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

《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是系列丛书《中国灾害通史》的一卷。它主要运用史料学方法,结合灾害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以有明一代的自然灾害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灾害发生的普遍规律,并对灾害发生的原因和抗灾、救灾措施进行了总结,探讨了统治者的荒政思想。

近代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留华学生的历史考察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和扩充的时期,同时也是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全面展开的时期。在此时代背景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得以建立并派遣了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前往中国。在华留学生的活动主要包括前往北京大学旁听、拜访中国学人、进行考古学的实地调查。留学期满归国后,他们大多任教于日本各大学,继续从事考古学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为日本各大学考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对东亚考古学会留华学生的历史考察可以成为了解近代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和日本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窗口。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审“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错谬

历史上,“中国”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密不可分,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动荡时期,各民族的向心凝聚始终是主流。任何形式的“无中国”说都是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出现的错误观点。“崖山之后无中国”是被东洋史学“遗毒”植入、西洋史学讹谬塑造的伪历史观,实质上是要割裂中华文明、掩盖中华民族大家庭交往交流交融真相,反映出网络舆论乱象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以史实为依据,崖山海战前后皆中华,辽宋金的对峙局面下“中国认同”早已深入人心,元朝继承并强化了中华民族一体格局。廓清历史虚无主义、去除秕言谬说的“锁钥”是三交史研究,关键是要坚持大历史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我们自己的古代史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自觉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同构筑和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内地学界朝鲜王朝历史研究述要(2012~2021)

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对朝鲜王朝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不仅从国别史本体论视角研究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发展,还从朝鲜王朝与明清关系史角度对双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学界朝鲜王朝历史研究成就斐然,但仍存在本体论研究薄弱以及学术争鸣不强、缺乏与国外学术界对话等问题,为此本文就上述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思考与改进的针对性建议,冀通过对朝鲜王朝史相关研究的反思,推动国别史研究、区域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深入发展,探索出文科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中日转轮藏建筑形制的考古学研究

转轮藏作为佛教寺院中藏经设施的一种,因其转动读经的特征而受到中日学者的关注。在日本中世时期(相当于中国南宋晚期至元代初期),转轮藏这类特殊的小木作建筑伴随着禅宗佛教的传播进入日本。本文以中日两国现存转轮藏遗构及两国建筑技术书中所见的转轮藏设计规定为研究对象,主要解决了中日转轮藏的结构体系和型式划分、日本转轮藏的分期试论及地区差异等问题,从而借此对中世时期中日两国的建筑技术交流史进行初步考察。

朝鲜英祖时期《御评两汉辞命》的编纂

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繁盛时代,受到朝鲜王朝称颂。英祖时期,关于汉唐讨论尤多。英祖君臣认为汉唐乃盛世王朝,并积极效法。经筵讨论中,他们则认为汉唐有别,就文治武功而言,汉胜于唐。因之,英祖指令编纂《两汉辞命》,并选取御评。将该书刊刻后,经筵中继续与诸臣讨论。朝鲜王朝的汉唐观,是朝鲜王朝受汉唐盛世影响,及其学习中国历史、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果。英祖时期的汉唐有别论,既受到朱子对汉唐评价的影响,也与英祖个人际遇有关。因此,中朝文化交流的研究,需关注双方的共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