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

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站在一百年的当口,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能拿出怎样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呢?一百年的学术研究不可能穷尽辛亥革命的全部内涵,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会不断浮现出来,需要给予关注和思考。下面的三篇文章,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百年中国社会嬗变和学术进步,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的新成果。李帆教授系统梳理了辛亥前后以"中华"为族称的中国国家民族认同观念形成发展的历程,把中国国家民族观念与辛亥革命的互动及相互影响彰显出来。这几篇文章都有独到视界,见解也有一定深度,特以笔谈形式编发,以飨读者。

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站在一百年的当口,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能拿出怎样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呢?一百年的学术研究不可能穷尽辛亥革命的全部内涵,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会不断浮现出来,需要给予关注和思考。下面的三篇文章,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百年中国社会嬗变和学术进步,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的新成果。张皓教授则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名位之争做了具体的考证,试图从这个角度给辛亥革命的失败一个合理而有力的解释。这几篇文章都有独到视界,见解也有一定深度,特以笔谈形式编发,以飨读者。

理性选择与制度同构:省级政府“放管服”改革实施行为及诱因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基于省际比较视角,选取国内9个省份的“放管服”改革实施文件作为案例,采用目标—手段链分析和文本分析法深入剖析“放管服”改革实施的整体行为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的各省份,在“放管服”改革的实施目标、实施举措、保障机制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是地方政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而理性选择行为逻辑主要源于制度同构中的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规范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等的共同作用。从深入思考“放管服”改革本质,精准设置改革短、中、长期目标,发挥改革保障机制实效,勇于创新和优化现有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尘埃落定》的空寂观

空寂观是《尘埃落定》研究中被人忽视而又是揭示其多重文化内涵和意义的重要视角。阿来以其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土司制度的变迁,作品中透发着对于民族文化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于宗教文化的深层阐释,它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向我们展示了土司时代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背后隐含着的复杂的空寂观念。在权力、存在意义、人物形象以及民族意识空寂思想的统照下,作品中涌动着深沉的悖谬思想,展示了土司时代藏族宗教文化的内质,从中看到阿来对藏族文化的思索以及对空寂观念的独特理解。

辛亥前清王朝政权存在合理性的丧失

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站在一百年的当口,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能拿出怎样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呢?一百年的学术研究不可能穷尽辛亥革命的全部内涵,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会不断浮现出来,需要给予关注和思考。下面的三篇文章,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百年中国社会嬗变和学术进步,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的新成果。王开玺教授的文章,从晚清政权合理性入手,分析清廷如何在实际政治运作和舆论批评中丧失其合理性并最终走向覆亡的。这几篇文章都有独到视界,见解也有一定深度,特以笔谈形式编发,以飨读者。

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

论理性爱国——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本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当前实际,从新的视角和高度,分三个部分论述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及其后,认识和实践理性爱国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司法本质的理论评思与实践探原——兼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文化进路

司法只有超越了“权”(权力、权威和权能 )的三重视界才能凸显真实意蕴。对司法本质的探索 ,在实践中引出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文化进路。“越权司法”和“均衡司法”正是这一进路的理性缩解和关键索引。

中国国家形象危机的应对策略分析

国家形象的特性决定了国家形象危机形成因素的复杂多样。无论是国家自身的问题所引发的形象危机,还是文化差异和利益追求所导致的形象危机,都对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造成了严重危害。如何修复受损的国家形象,从根源上消除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我们必须进行有理、有力、有节地应对,实施一整套措施,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国家权力代表着国家利益,个人权利代表着个人利益,二者共同构成法律的统一体。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起源的共生性,相互关系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形成二者相互依从、缺一不可的基本结构。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社会领域决定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侧重点的不同。在现代社会,只有二者的合理配置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论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我国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在行使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必须科学设定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边界;积极加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与操守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内部警务监督;努力构建警察执法责任制度。

和而不同:规则理性语境下党规与国法

党规与国法都是适用于各自调整对象的行为规范体系,二者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完全割裂开来。二者在规则理性语境下结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统一关系。首先,党规和国法都遵循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科学适用性和强制适用性等工具理性思维,但在适用范围、位序以及强制执行力的属性等方面各有不同;其次,党规与国法都遵循规则的道德正确、权力制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思维,但在道德问题的介入程度、权力体系的构架重点以及权利义务的本位选择方面则旨趣相异;最后,党规和国法都遵循规则的结构完整固定、体系和谐有序和程序正当合理的形式理性思维,但在倡导性规范的取舍偏好、规则的具体文本形态、制定主体的角色属性以及程序设定的目标追求方面又表现出不同特征。

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韦伯的国家观

韦伯是在现代政治的权力逻辑中审视国家,国家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利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现代政治的主题即为民族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代国家担负着在世界上寻求权力以捍卫和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