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牛李党争”对会昌毁佛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对会昌毁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党因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存在分歧。牛党倾向于保护佛教,而李党则支持打压。这种对立态势直接影响了会昌毁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其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同时“牛李党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加剧了社会矛盾,给毁佛运动带来了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基于“取坎填离”论冯兆张温补思想特色

[目的]探讨浙派中医冯兆张的温补思想与诊疗特色。[方法]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梳理《冯氏锦囊秘录》中温补思想相关论述,结合冯兆张本人医案及温补学派相关理论知识,总结冯兆张的温补思想及诊疗特色。[结果]冯兆张的温补思想体现“取坎填离”理念,其以真阴真阳为先天之本、后天之命,阐明内伤发热的本质是火空而发,通过辨先天、中宫之脉审明病机,提出“调之、安之、从之、抚之”的治疗方法;论治重视调补真阴真阳,善用引药敛火归元,讲究服药方式及剂型以发挥药效;提出“补接”原则,重视疾病后期的补养。其自创方全真一气汤是体现“取坎填离”温补思想的代表方剂。[结论]冯兆张辨治疾病以先后天阴阳为纲领,从根本论治,理法严明,用药精准,为治疗重证顽疾、疑难杂病提供了有效的诊疗思路,值得发扬学习。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李商隐桂管之行前后的心路历程

大中元年,李商隐南下桂林入幕桂管,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一次游幕,也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通过研究李商隐桂林之行前后的心路历程,可以了解其真实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与李、牛两党的关系,并由此澄清他在党争中的许多疑点。

张读《宣室志》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

文学作品与时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晚唐深州名士张读《宣室志》中的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紧密相关。张读假托种种荒诞不经的异兆暗示晚唐诸多名臣的命运,隐晦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深刻揭露了晚唐时期官宦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种种政治乱象,揭示出唐代统治集团的昏庸与腐败,体现出晚唐文人对现实政治既悲观失望,又对唐王朝仍抱有些许期待的复杂心态。

易水学派医家张元素生平补正

[目的]搜集、整理有关金代医家张元素的生平信息,以修正医学界对其生平考证认识上的讹误。[方法]通过实地调研,并认真研读相关医学文献、地方志,对张元素生卒年份、生活背景、社会关系、生平逸事等内容进行考证。[结果]张元素为易州五廻县军士村人,出生于公元1129年,死后葬于易县张氏祖茔。张元素名中"元"字与"完"字音、形均极为相似,故犯"金代统治者"之名讳。此外金代"学正"承沿北宋国子监学正,张元素有涿州任学正之经历。张元素于曾世宗时期任涿州学正,其罢官下第之原因并非科举考试中犯讳,而是因姓名犯讳所致。[结论]考证张元素生平,对理清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之源流,以及研究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

本文主要以中古著名士族赵郡李氏的家学家风为研究对象,具体对赵郡李氏在新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所发生的家风家学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他们政治及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赵郡李氏在隋唐家学家风主要分化为两种,它们因为在不同方面与现实政治相契合而有利于一部分赵郡李氏保持其政治社会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发生于赵郡李氏中,也是出现于隋唐山东旧士族中的普遍现象,而到唐中后期则扩展到一些新兴的官僚家族层面。而这一现象与唐中后期的"牛李党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出土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相关问题探索

李德裕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在新出土的石刻史料中有着较多的记载。梳理这些石刻史料有助于李德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新出石刻史料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李德裕展开研讨:第一,石刻文献有关李德裕资料的清理;第二,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第三,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唐代文化;第四,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的文学创作;第五,石刻文献与李德裕的世系、生平和交游。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

河南省偃师市新出了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这方墓志提供了李当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诗文著述等重要资料,记载了李当的科场经历和仕宦出处,牵连到牛李党争的人事关系,对于唐代科举史和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李当是大诗人李益之子,其诗文撰著无疑受到李益的影响。该墓志也就有益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的家族传承特点,本身也是一篇难得的文学家传记。因此,李当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文学价值。

杜牧大和九年行迹思想新探

杜牧由淮南节度掌书记调任监察御史 ,大和九年由扬州经汴路赴京。因朝廷党援关系的变化 ,不得不移疾分司东都。这一年发生的“甘露之变”是杜牧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使他的心态由经世报国变为全身远祸。杜牧在大和九年与李戡的交往中 ,文学思想有了明确的表现。他推崇李戡“有道有学有文”的品行 ,并借李戡之口以否定元白的诗作 ,代表了晚唐前期的文学思潮。

论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的意涵及思想来源

政治调和是前期"甲寅派"最重要的思想。作为该派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率先提出调和立国的主张,到处讲调和,但他从没有专门给调和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作为章士钊的追随者,李大钊、李剑农和高一涵等不仅认同章士钊的调和观念,而且对其进行了发展。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主张的内容,基本可以用"相抵"、"有容"、"相让"六个字来概括。其政治调和主张的来源,主要是近代英美等国思想家的调和理论,而非中国传统的调和思想;同时,从中也可隐约看到梁启超的影响。

“易安心事”知多少——李清照研究集说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论李清照云"易安心事岳王知",在笔者看来,"易安心事"除了与岳飞相同的爱国情志外,还应囊括那些不便径直吐露的内心隐秘。通过对李清照词旨的逆探或对作品史料的钩沉、稽考,陆续发现她"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庄姜之悲"等多桩"心事"。破解这种隐秘,对解读李清照诗词,探究李清照身世和创作之谜,进一步走近其内心世界,不无裨益。

从《书百牛图后》看董逌的画论思想

董逌的《广川画跋》是一部以考据为主兼及议论的绘画品评著作。其中《书百牛图后》一跋,体现的是董逌论画重"理"而不拘"形",他不主张"以牛观牛"的观察视角,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其他相关跋文中。董逌论画重"理",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画论领域的具体反映。

从蜀汉派系之争看李严被废的个人原因

蜀汉建兴九年,与诸葛亮并受托孤的李严(后改为"平")因督办军粮不力而被废为平民。论李严被废的个人原因主要有"性自矜高""用性深尅"和"内心狡诈"等方面。然李严待人之亲疏实出于政治派别争斗的需要,非本人性格所致。《太平御览》所引"用性深尅"之语乃出于诸葛亮表都护李严文,"李严腹中有鳞甲"也系荆州新人陈震所言,可信度不高。故而,从蜀汉派系之争来看李严被废,所谓的个人原因实与其政治派别有关,不可简单地当作性格问题看待。

传统谱学在晚唐党争结局中的衰落

谱学属史学别支,谱系之作实为历史档案。居官、婚嫁均以此为主要参考,政治作用较强。晚唐宫廷政治中的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速了大唐王朝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数十年间的牛李党争结局,使得谱学逐步衰微。

唐后期方镇使府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

在唐后期方镇使府中 ,府主与宾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近关系。当节帅和僚佐都入朝为官时 ,容易因旧僚关系胶固而结为朋党。在唐后期延续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牛李党争中 ,在幕为宾主 ,入朝为朋党的现象十分突出 ,牛、李两党中都有宾主在朝党同伐异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的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 。

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

《隋唐史》是岑仲勉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观点多有批评,主要集中在关陇集团、隋唐制度渊源和牛李党争等问题上。二者观点相异的原因,在于岑氏《隋唐史》和陈氏"二稿"在编撰目的及体例上不同;二者立说的视野、侧重点亦相异。陈、岑二氏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各自建树乃至局限,恰恰构成后来研究者的起点。